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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40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 “屌丝”一词折射的社会沉沦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促使我认真关注“屌丝”一词,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因为写了篇支持《南方周末》争取新闻自由的文章,伤了不少“粉丝”的心,这些“粉丝”认为我不应该支持南周,因为南周曾“吹捧韩寒”。最后我实在对他们这种严重干预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为烦透了,拉黑告终。其中有一位,让别人转过来临别用语,“我一枚‘屌丝’,还怕你不成?”这句话颇有几分“无产阶级不惧怕失去任何东西”况味,让我想起中共建政后三个时期的流行用语,这些流行用语都与“无产者”有关。

*文革:无产者的黄金时代*

“文革”时期,凡遇任何争执,对方将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阶级(或“我是贫下中农),大老粗一个,还怕你不成?”80年代之后,王朔通过“我是流氓我怕谁?”生动地描绘了“大老粗”藐视社会规则的“气派”。

上述这些话,与“屌丝”的相通之处是:话语的主述者都属于社会底层,都体现了自傲与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细究起来,三类说法虽然都属于身份型社会的话语,但其内涵与折射的社会环境却大不相同。

“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这两大阶层在“文革”时期的政治地位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其时,“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说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圣谕”既颁,当时社会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视。工人、农民拥有体制赋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所有阶层中被视为上品,在婚姻市场中,工人一度成为婚龄女子的首选。因其政治地位高,这两个阶层的社会文化特征,即文化低、行为举止粗鲁(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资本。这段时期说自己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包括将这个阶层的标签“文化低”往身上贴,是种阶级自傲。这一点当然颇有中国特色,因为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虽然也尊重工农,但却从未将没有文化与受教育不足当作他们可以自傲的“资本”。

*流氓无产者精神的长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谁”,是王朔借用书中人物的口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种深刻认知。有人评说,王朔讽刺的是一种“身份丧失者”那种不顾一切的破坏欲望——因为流氓不被正常社会承认,游离于正常社会边缘,因此是“身份丧失者”。这评说其实只对了一半,如果将流氓精神视为身份丧失者(游民)独有,那是对中国文化欠缺了解。事实上,身份丧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丧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实是不遵守社会通行的规则,甚至希望在自己强大之后有力量为他人制订规则。小流氓是在破坏社会规则的快感中获得满足,大流氓则是在别人的服从中体味自己操纵他人与世界的快感。但无论是大流氓还是小流氓,其共同点是从不考虑别人的愿望与利益。

我对中国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认知,是随着对中共党文化的认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其实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流氓无产者革命,游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当中,那就是鄙视知识分子与人类文明,并从破坏行动中获得满足感。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及苏联代表的共产文化分别视之为“封资修”,一律除之而后快。这种流氓精神还有一大特点,凡自己不能占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坏。比如,明末张献忠觉得夺天下无望,于是以屠戮为快。但对于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认识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却需要一个过程。本人直到本世纪初,看到中国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会底层痞子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条不归路,方才认识到,王朔这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钥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国的精英阶层流氓化非常明显:官员的腐败内幕之丑陋骇人听闻(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记等):不顾一切地榨取,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从资源的榨取到人之生命的榨取,毫无人伦底线的器官买卖与尸体买卖;不仅社会成员活得毫无尊严,就连政治失败者也毫无尊严。这种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仅上层精英如此,不少底层中国人更是无原则生存,欺负凌虐更弱者以获得生存资源的恶性事件时有曝光。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而且还干得理直气壮。山西黑砖窑事件及陕西前几年的“杀猪生意”,即骗人去煤矿做工,伺机谋人生命并伪装成矿难事故,然后以死难者家属身份向矿讹诈赔偿,都是社会底层成员针对他人施加的毫无人性底线的暴行罪恶。

*“屌丝”:社会向下沉沦的语言表述*

“屌丝”一词,凡中国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的产物。当绝大多数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各种努力,比如通过读大学、研究生,仍然无法改变命运之后,深感无望,于是乎如此为自己作社会定位。与毛时代将人视为螺丝钉不同,螺丝钉至少还是个机器上的零件,“屌丝”一词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没自己不少,其存在价值无足轻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词自况,除了自贱之外,还混合着一种自我赋予的自傲,大概是从“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妈,老子不玩了”这类粗口里转义而来。

这一寒门自贱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魏晋南北朝的阀阅门第制曾阻断底层英才上升之路。但当时那种寒门自贱,并未得到如今天这般广泛的社会认同,也从未到今天这种拿自己不当人的地步。南北朝还是有一些寒门英才自重自强,力争应有的社会地位。其结果我们也知道,隋唐时代,随着门第阀阅制度的衰落与科举制的兴起,从此中国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在经济学说史上地位独特的凡勃仑的解答为不易之理。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非必然针锋相对的,前者抱持一种看不见但十分坚牢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他们本身皆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老板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这话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升通道畅通的社会,人人以能够成为较高阶层为目标,这是人类文明保持进步的活力源泉。

中国社会精英的不良作为,导致社会底层产生反精英情结,甚至对精英一词表示反感。其实,台湾人在翻译Elite,grassroots这两个相对应的词组时,很有创意,将Elite译成了菁英,即花与草木之菁华,隐含有无草根即无菁英这种共生关系。我认为沿用此词甚好,可以提醒国人记住:草根虽贱,生命力却强,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养的菁英阶层,早晚会丧失生存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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