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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1:09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何清涟: 美国忽视了北京的国际战略新定位


2015年9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年9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此次访美,华府希望通过双方会谈,增进在南海冲突、中国人权方面的共识,这愿望最终落空,主要的“成果”是一纸半拉子网络安全协议;美中两国同意“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

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结果,乃因华府完全忽视了北京近年来频繁发出的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在北京已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主导国际规则”之时,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基本未变。

中国两度发出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

美国对华战略一成不变;其内容正如奥巴马总统9月25日在白宫欢迎习近平时所言:“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

这可以说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的经典表述,至今仍是支撑中美双边关系的原则性基础,但几乎少有媒体报道奥巴马总统这句期待之语,记者们多半将此语当成了套话。

不过,奥巴马总统显然忘记了中国近三年来的两度表态都意在否定美国这一对华政策;中国不仅不想被美国“引导进入西方体系”(即“与国际接轨”),还要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

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通过签订并遵守各种国际条约,让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方面,中国其实并不认真遵守,以人权问题最能说明中国政府对国际规则的态度。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先后签订27项人权公约,但中国政府既未遵守联合国《人权、国际人权法案》对基本人权的要求,也未遵守其他27项 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屡屡侵犯人权。

本来,中国签订了这些人权公约之后,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但中国政府利用大多数人并非人权公约专家这一点,将人权变成了“内政”,不仅不予改善,反而将他国履行责任视为“多管闲事、指手划脚”。

自从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触线行为时有发生。美国因此不断督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对美国的敦促,北京不胜其烦,干脆在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期间“亮剑”,宣称中国不能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遵守者,而应是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者。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

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对庞森此话的不妥,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北京对中国国际新战略这两次重要的表态,美国并未真正重视,而是严重低估了中国想改变国际规则的决心 。

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美国不可触碰的禁地

中共一再强调的所谓“核心利益”,就是中共的执政权,这一所谓执政权需要由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赋予其合法性。中共之所以坚拒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其根源就在于此。

正如程晓农9月25日 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所指出的,中美之间的所谓战略利益冲突,并不只是双方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有中共自身坚持反美的政治需要。

中共处理对美关系,既有现实利益考量,也有意识形态需要。每当中共感到政权不稳定时,必然诉诸于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不仅包括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也包括与民族主义动员相结合、持续不断地对美国挑战;只有坚持这样做,中共才能向国民展示其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反对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势力,是中共存在和执政的主要理由。

中共现在强调的所谓“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非要重刮“共产风”,也不是仇恨资本主义(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只要中共想要保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就必须坚持反美、反西方,亦即反对民有、民享、民治的美国民主制度。

但是,与中美建交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不同,从1970年代开始,中共处理对美关系还有现实利益考量。毛泽东推动中美建交,主要的利益考量是联美抗苏,经济利益并不重要;苏联解体以后,联美抗苏已经再无必要,而经济利益成了首要考量。到了今天,中国不仅需要美国的技术、市场和投资,而且对大部分官员和中产阶层而言,今后比较安全的子女、财产转移地是美国。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不可能把对美关系变成不断升级的大规模冲突,而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来获取利益,才符合中共的现实需要。

世界各国当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忽略了前面提到的中共反美的政治需要。而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点,才能够理解:今后中美之间不至于兵戎相见,但决不可能恢复从中美建交到1988年那段“蜜月”时期。当时之所以出现“蜜月”期,原因在于当时世界存在一个中美双方都视之为劲敌的强国苏联。

中国对外开放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加入WTO, 成为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成员,并不会真正改善中美关系。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低,挑战美国既是中共政治需要,也成为中共证明其成功的必要手段。

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必须证明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与不适合中国。这种“证明”的结果必然导致处处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在译成英文时,有表述为“弱小时,收起利爪,隐藏牙齿;强大时,再露出牙齿,扬起利爪”,虽然难听,却很传神。

在中国的精英当中,鼓吹“中美必有一战”的鹰派势力始终存在,比如军队、宣传部门和左派。但对习近平而言,中美关系缓和,有利于他处理国内问题,紧张的国际关系不利于中国拯救滑坡的经济。

因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不会是一个遵守秩序的国际社会好成员,但它也不见得愿意充当一个彻底的秩序破坏者。尽管中国统治者从乌克兰事件中感知到西方的衰落,也从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冬烘做法中,了解到西方国家政客的无能及低下的危机处理能力,但绝不会象萨达姆那样一味硬干,也不会象普京这样玩大搅局。

美国忽视了北京释放的“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的信息,拒绝接受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2015奥习会之所以停留于礼仪层面,重要问题均未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就在于美国低估了中国“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决心,而中国(政府)则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与挑战能力。但是,面对中国(政府)想要贯彻其国际新战略的决心,美国多年来执行的“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恐怕也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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