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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4:43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又到《水浒》被禁时?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中。毛泽东评水浒批宋江,影射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中。毛泽东评水浒批宋江,影射周恩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两会年年有奇闻,今年的奇闻之一是政协委员李海滨的提议。李委员认为,《水浒》电视剧应该禁播,因为与暴力相关。

李委员的提议有时代特点,因为他没要求禁读《水浒传》(以下简称为《水浒》)这部书,因为现在青少年主要看电视,请他们拨冗去看原著,也未必如愿。但李委员对《水浒》的看法,却源自《水浒》成书以来的“诲盗”之说,并无新意。

*《水浒》自问世之后的命运*

一部名著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不同阅历、不同地位、不同年龄的人,从中读出的意涵绝不会相同。但如《水浒》这样被视为诲盗之书,屡屡被禁,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倒也唯此一本。更奇的是,文革时期,《水浒》被毛太祖发现“投降主义”与“宋江驾空晁盖”这两大特点,御驾亲征,发动全国人民狠狠批判过一回,这大概应该算是前无古人之举。

旧版《水浒》插图

旧版《水浒》插图



《水浒传》成书于明朝,是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被现代人归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因各种原因落草为寇,不断劫州掠府,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其主题思想一是忠君报国;二是江湖义气;三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因此,该书初名《江湖豪客传》,又名《忠义水浒传》。

对于《水浒》的思想倾向的争议,几乎与书的诞生相伴而来。以特立独行著称于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认为,《水浒》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到了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蜂起,大臣左懋第向朝廷建议,《水浒》是本诲盗之书,教坏百姓,让其造反。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令全国各地收缴《水浒》。有清一代,《水浒》一直列于官方禁书榜单,只是时松时紧。原因也不难理解,满清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极度缺乏安全感,大兴文字狱,禁书颇多。加上自乾隆中期之后,人口渐多,失业者遍地,游民溢满江湖,游民文化的结晶——江湖会社如雨后春笋,白莲教、天地会、漕帮等成为不可忽视的民间会社。会社势力极盛之时,甚至有“朝廷小、江湖大”之说。此情之下,《水浒》因其“诲盗”功能,自然难逃当政者禁毁厄运。

*《水浒》对中国民间价值观的形塑*

朝廷对《水浒》一书的禁毁政策,可以减弱《水浒传》的传播效应,但并不能完全阻绝。清代大兴文字狱,江南士子受害颇多,但还是有大量人偷读禁书。顺治年间因哭太庙案被杀的大才子金圣叹,就将读禁书列为人生一大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就是金才子的名言。

《水浒》涉及的人物甚多,故事极为丰富生动。林冲的遭遇写尽了一个“逼”字,让读者深深体会了“逼上梁山”之痛;李逵的板斧砍落的人头,以及他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名言“杀去东京夺了那鸟位”,让一些记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人看到了造反的快意;武松的形象则是后来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江湖大侠的原型。在四大名著当中,《水浒》与《三国演义》被改编为各种戏剧、地方曲艺的故事最多,对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最大。中国前现代化时期文盲多,民众思想与价值观的形成与传统戏剧及说唱艺术关系甚大。《水浒》作者崇尚的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的善恶是非观念。

《水浒》对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影响尤其大,以至于中国民间流行一句诫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谓年轻人不应读《水浒》,否则会受影响,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养成反叛性格;而老年人不应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勾心斗角。老人成天算计别人,有损身心。

*毛泽东对《水浒》独出心裁地解读*

到了20世纪,文学界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如此评论《水浒》:“‘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1950年代的中国,主流看法认为《水浒》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均持此说。文革时期,《水浒》先被当作封建文化的糟粕弃之毁之,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又获“重评”。

据研究者们考证,毛泽东对《水浒》情有独钟,终其一生都对其保持浓厚兴趣,在其书房和卧室里放有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毛泽东曾回忆,在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水浒》,并说“《水浒》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还经常引用《水浒》故事教育后人,将其对《水浒》的理解与破译广泛应用于其著作和言论中。

自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的政治安全感大减,《水浒》亦被他解读出一番新意。1975年,毛对《水浒》的价值观作了如下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的言论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大意是:《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晁盖者,梁山事业的真正创始人,毛泽东以其自比;宋江,以小恩小惠结纳人心的篡位者,架空晁盖,毛用宋江影射周恩来。毛的评《水浒》又为“右倾”、“投降”造了舆论,很快导致以批邓小平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复出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水浒》在毛泽东手里已经旧曲新唱,起了一回政治作用。如今对内要“维稳”,需要驯服百姓,电视剧《水浒传》又成了李委员心中的“诲盗”之物,于是他做了一回崇祯时期的左懋第,倡言禁播。

在其他国家,成为能够进入历史的文化名人,无论真假都是件幸事,比如英国既崇拜莎士比亚,也将小说人物福尔摩斯居住的贝克街221B做成了“文物”。但在中国,做文化名人可没那么幸运,永远有后人盯着考究名人的“历史局限性”,没看到身后出现的新事物,斥之骂之贬之。名人遗骨的运气也不太好,如果厚葬有盗墓贼惦记,穷则有造反者光顾。一部《水浒》有此命运实不足奇,就连曾获“大成至圣文先王”称号的孔子,其坟墓也曾在文革初期蒙受被掘之厄。

为《水浒》庆幸的是,李委员的提案可能只是两会上吹过的一阵轻风,中南海现在的主子们大概不会将这提议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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