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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5:19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何清涟:小贩的人权是国家的尊严 - 对夏俊峰事件的思考


夏俊峰在杀城管案发前跟儿子的合影(博讯图片)

夏俊峰在杀城管案发前跟儿子的合影(博讯图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天,“A Chinese street seller”(一个中国街头小贩)的故事成了英文媒体的一条重要中国新闻。这个词可能会让英文读者联想起2011年突尼斯那位因不堪警察侮辱自焚抗议的那位street seller。我当然知道,这两位街头小贩之死引发的社会反应不会相同,突尼斯那把由小贩点燃的火焚毁了几位独裁者的宝座,中国街头小贩夏俊峰之死,却只能与其他同类小贩的各种非正常死亡,继续见证着中国人的人权饱受践踏的屈辱生活。

*印度墨西哥的小贩的权利与地位*

小贩这个职业,是人类自有商品交换以来就有的古老职业,无数人依靠这一职业养家糊口,也从这个群体中走出极少数豪商大贾。但如今小贩这一职业在中国却很不幸,且不说与发达国家的小贩相比,即使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墨西哥也无法相比。

印度据说有1000多万街边小贩,与警察和小贩之间的冲突不断。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印度各邦、市、镇都成立了街边小贩联合会,还组合成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这个街边小贩的自发组织代表着街边小贩的利益,可以争取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为本群体发声。在其努力促成下,2012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街边小贩2012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年满14岁的公民,都可以向当地的城镇售卖委员会注册,缴纳一次性费用之后,就能正式成为街头小贩。2013年1月,一名小贩在躲避孟买警务助理处长瓦桑特的巡视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为此发起了抗议,孟买的小贩们集体走上街头,要求瓦桑特为小贩的去世负责,瓦桑特因此被移送审查。

7月22日,墨西哥东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居住在乡村的十岁印第安男孩曼努尔,因家贫无以为生,暑假期间来到比亚埃尔莫萨市姑妈家,打算在暑假打工攒点钱,为秋季开学购置学习用品——墨西哥的教科书是免费的,但是铅笔、作业本和校服等都需要自己准备。曼努尔很不幸运,在摆摊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城管迭戈•洛佩斯,迭戈逼着曼努尔把筐里的东西都扔到地上,为那些小商品花的钱就算曼努尔卖一星期也赚不回来,曼努尔伤心之下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一情景被一位路人拍下之后上传至网上,引发了全国性的批评。网民们为城管迭戈欺负十岁男孩曼努尔并顺走了曼努尔的三包香烟感到愤怒,由此引来墨西哥媒体介入并报导。事发地塔瓦斯科州州政府迅速做出回应。7月25日,比亚埃尔莫萨市政府宣布开除城管迭戈;26日,塔瓦斯科州州长阿图罗•努涅斯发表声明,宣布塔瓦斯科州政府将为曼努尔提供一笔奖学金,同时为他提供医疗和心理帮助。

墨西哥这一事件有个因素值得注意:墨西哥法律禁止儿童买卖香烟。但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迭戈对小男孩的惩罚太过分了。塔瓦斯科州儿童福利委员会发言人鲁皮亚•圣地亚哥表示,曼努尔虽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折磨,但“受到了侵害”,因此,该州儿童福利委员会将为曼努尔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

以小见大,中国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知道,为什么世界对印度与墨西哥政府不是害怕而是尊重,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害怕远大于尊重。

*中国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

近十余年来,中国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成了中国的常态性社会事件,越到后来,由肢体冲突演化成死亡事件的越多,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数起,如7月湖南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与福建漳清村民林顺利死亡事件、9月12日乌鲁木齐市维族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被到场的警察枪击事件。

城管被小贩杀死事件也有发生,3月19日,湖北黄冈市城管队长段金寅因阻止小米畈村村民熊某违章施工建房,发生冲突,被熊某的儿子突然举锄击中头部死亡。7月29日,内蒙古瓜农辛某与城管发生冲突持刀砍死一城管伤一城管。

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现象成为常态,中国社会舆论屡有批评。总结的原因是:各地对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各异,人员身份、经费保障都不统一,大量临时工、低学历、低素质人员进入城管执法队伍,又缺乏相应培训,使得城执法过程问题频出。

真正的原因应该不在于城管人员素质,而在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只考虑了政府的方便:收费、市容整洁,却全然没有考虑小贩的谋生需要。这种管理体制的形成,深层原因是藐视底层社会的基本人权,如就业权、平等权(受其他社会阶层的尊重),广州市的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点。

在各大城市中,广州的流动商贩很多,官方估计约有30万流动商贩,为了减少冲突,广州城管部门曾呼吁商贩自律。今年8月,《南方都市报》联合中山大学和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广州市流动商贩调查”,历时1个月,调查范围覆盖广州除增城和从化之外的10个区,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分析流动商贩群体的人员构成及行为模式,其中近80%的受访者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是,遇到城管执法,约90%的受访者会选择主动离开;约7%的受访者会经劝说后离开;先求情,如果城管态度强硬,再离开的约占2%;“硬碰硬”,就是不离开的占比不到1%。其中有一项受访内容城管部门可作为重要参考:小贩最不能容忍的城管行为中,“骂人或打人”约占比75%;“收缴暂扣物品”占比约52%;“破坏经营工具”约占44%。小贩对城管执法态度总体感觉中,认为“执法粗暴,会动手打人”的占比近10%。
也就是说,城管执法过程中是否尊重小贩的人格,毁损其经营工具,决定冲突是否会升级为肢体冲突。而是否尊重对方,从表面上看来,是城管素质低,个人修养差,但深层原因还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视民如草芥,民众没有任何权利,因此,一旦穿上了“官衣”,同样出身底层、身为临时工的城管们也觉得高人一等。

*国家的尊严来自于国民是否有尊严*

中国政府正在推行新城镇化,苦于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街头小贩这一职业可以解决不少人的生计。为了减少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中国应该学习印度,制订保护小贩权利及责任法律;允许各地小贩组织街头小贩联合会,让这些小贩有利益诉求管道并实现自我管理;与此同时转变城管部门的职能,让其专门负责街边小贩的销售摊位管理。降低摊位的收费标准,任何年满14岁的公民,不论是常住还是流动人口,向当地相关部门缴纳一次性费用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街头小贩。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第一,通过赋予权利,让小贩自我管理,从而提升其责任感(自律意识)与参与社会的能力。如果各地的小贩能够自行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与政府部门保持沟通,就可以逐步做到第二点,减少城管人数,降低行政成本,减少对小贩的压榨。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小贩,都值得为此努力。

夏俊峰事件带来的伤痛,从家庭层面说,是为三位死者家属留下永远的伤痛;从社会层面说,则是往官民矛盾这个无法愈合的社会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从国家层面说,则关系到国家尊严。因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不是依靠消灭了小贩的“干净”城市装点,也不是依靠强大的军队与政府大把撒钱外援,更不是依靠网络水军颠倒黑白胡言乱语硬撑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尊严,才是一个国家获得尊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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