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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1:59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何清涟:从夏业良事件观中国“大学精神”之消亡


被北京大学解聘的敢言教授夏业良 (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被北京大学解聘的敢言教授夏业良 (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夏业良最近被北京大学解聘,竟然劳烦新华社派出记者,让北大新闻发言人就“不续聘夏业良一事接受采访”。北大声称自2008年至今,全校合同到期不予续聘的已有25人,以此证明不续聘夏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但25人当中只有夏业良享受新华社专题报道,却正好说明此事的高度政治化。

*不续聘究竟是政治原因还是业务原因?*

北大认为,不续聘的原因是夏业良教学评估结果不佳,“学生提出批评意见有340多条,还曾有20多名学生联名要求改换任课老师”;学术能力考评不合格,依据是“从2008年8月到2013年1月,夏业良发表CSSCI期刊论文仅1篇(与其学生共同发表)”。

北大的辩称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20多位联名要求改换任课老师的学生当中,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党员与信息员?他们要求更换的理由是什么?是政治原因还是教学能力?这点如果没弄清楚,很容易误导外界。北大规定,每班聘一至两位信息员,对外不公开。从一些知情者透露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学生对夏的教学不满。一次是夏业良在课上讲“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全面失败,遭到一位学生反驳。夏约学生课后交流看法,学生拒绝,只满足于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热爱社会主义的立场。另一次夏在课堂上讲中国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三千万人,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那不是事实,是诬蔑。还有一些学生指责夏业良“消费政治异见”,可怜这些学生根本不懂得大学本是涵育怀疑与批判精神之地,他们甚至无知地以自己消费官方意识形态为正确,连历史事实都不愿意顾及。我相信,这些学生上述“不满”之理由如果公诸于世,北大校方会有点不太好意思。

二、北大指称“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依据的学术标准是什么?通过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办刊宗旨及历年刊登的文章,可以知晓其标准。

*北大的“大学精神”:马列毛邓思想教育*

中共历来将大中小学均看成意识形态培养基地,课程设置当中有门思想教育课,课程名称因时而变,内容却是“马列毛邓三科”,如今当然还得加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各种言论。

因为“课标”的限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大学的活力不是体现在课程设置上,而是体现在教师教学当中,一些有思想的胆大教师会将讲台当作传道授业解惑之地,尽管这样的教师为数很少,但总还存在。我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几位因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受到警告处分的中青年教师很受欢迎,他们的讲座一发出海报,座无虚席。这些人步入中年后,有的在“六四”之后离开中国,有的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调整姿态。这其实是大学精神之损失,也是学生之损失。

中国的大学体制当中,有个标准,即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的认定以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篇数为准,所谓核心期刊的审定标准则完全按照意识形态要求,也因此,核心期刊上社会科学尤其是涉及现实的文章少有有深度的文章。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还是90年代中后期,那些“思想解放”的好文章,主要刊发在《世界经济导报》,以及一些体制外的刊物上,如《知识分子》、《东方》、《南方周末》、《战略与管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等。这些杂志的作者大部分都成为各学校的教学中坚或者如我这样的异议者。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核心期刊的宗旨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其办刊宗旨宣称,该学报“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贯彻双百方针,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我查了这份学报近三年的文章,以研究古代文学、历史为主,这方面有一些质量不错的纯专业论文。但涉及现实的文章则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北京论坛”、政治学、台湾问题研究等涉及现实的栏目。

2013年第1期刊有厉以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内容与标题都符合主旋律;同期还刊有晏智杰“反思资本主义:危机的教训”,主旨是通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反思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发展的道路”。

再以2012年第6期为例。林毅夫那篇“21世纪全球多级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早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及北京大学校报上多次刊登。该文分析框架借助马林诺夫斯基的器物、组织、价值文化三因子,再将中国的“仁”这一伦理价值杂糅进去,称中国文化有可能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考虑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倡导“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文章的“学术创见”就在于林毅夫利用其世行副行长身份,写了一篇“习总中国梦学习心得”。同期还有陈志尚的“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王浦劬的“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马克思主义许多主张与现代人权理念相反,中国的人权现状之恶劣也备受国际社会指责,文章谈的“人权实现”自然是一种包上学术外衣的宣传。

这样的“学术与时代相结合”之路,已经让“百花齐放”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一枝独秀,意味着北大的“大学精神”早已异化,北大不但不再是多元思想涵育之地,反而成了中共意识形态教育重镇。

*北大为何拒绝承认“不续聘”缘于政治?*

大学精神是什么?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做了明确阐述。德国哲学家康德可能是最早阐明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的学者,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把自由探求未知和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起源。经过几百年发展,欧美大学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支撑现代大学制度的两块基石,藉此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和公权力、大学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排斥公权力对大学的干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鼓励教授与学生自由、自主地进行学术探讨,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首要原则,鼓励批判与创新相结合,就是大学精神之体现。

近几年不断有夏业良因其有关政治社会问题发言而受到校方警告的消息传出。这次北大之所以坚称是业务原因解聘夏业良,当然是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著名学府,知道以政治理由解聘一位教授有损学校名誉——不管北大实际上还保有多少“学术自由”,但因对外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自由”这块牌子无论如何不能丢弃,否则就只能与北韩等暴政国家去交流如何控制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与北大的措辞相比,《环球时报》很爽快,10月22日的文章后半部分直接指责夏业良近几年“走舆论成名路线”,即“经常说些‘出位’的话,或者摆出个批判当局的激烈姿态”。并且幸灾乐祸地警告说,“做异见人士是当下中国很特殊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自由派人士显然在看好这种方式的前途和未来。既然这样,他们就不应当患得患失”——这话等于承认,北大(包括所有学校)解聘不惮发表政治异见的教授,在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合理合情更合法,被解聘者不应该抱怨。

北大如果象《环球时报》这样爽快承认解聘夏业良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就省了我上述一番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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