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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51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民主政治下,从政者最安全


12月13日首尔火车站:韩国士兵走过电视上金正恩处决张成泽的报道镜头

12月13日首尔火车站:韩国士兵走过电视上金正恩处决张成泽的报道镜头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从朝鲜处决张成泽到中国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捕,都显示了一点:在独裁专制及威权体制下,百姓们没有权利、饱受煎熬只是硬币的一面,从政者的高度不安全则是另一面。

*威权体制下,从政者缺乏政治安全感*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为消解“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开了一个头。20世纪以来的威权统治失去“天命论”这一保护之后,无论是获取权力还是维护统治,都高度依赖政治暴力(即对臣属及平民的伤害能力与控制能力),其脆弱性远远超过前代的君王们。

现代威权统治者始终而临两类威胁,一是来自人民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使他们的“王冠”落地,有时还得赔上脑袋,如曾经荣耀无比的“喀尔巴阡山的雄鹰”齐奥塞斯库,还有曾自称“万王之王”的卡扎菲。另一类威胁来自内部因相互猜疑与防范而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种黑箱作业式的政治博弈,与丛林式撕咬无异,失败者往往身败名裂。

就以刚发生张成泽事件的朝鲜来说,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清洗非常频繁,如果不看《自古伴君如伴虎:盘点朝鲜建国后被清洗高官》一文,中国人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个社会主义小国从建国初期清洗“朝鲜甘地”曹晚植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大清洗。仅围绕一场朝鲜战争,金日成就进行了好几次大清洗:战争进行中,清洗苏联派首领许嘉谊;停战时,以“未遂政变”为由清洗延安派首领朴一禹、大将方虎山;战后,为推卸朝鲜战争的责任,清洗其政敌南方国内派大将李承烨。

当外部人被清洗完毕之后,就轮到金家人自个掐了。金日成驾崩,金家内部叔侄争位,金正日成功当上继承人,其亲叔叔金英柱遭遇离奇“车祸”身亡,反对金正日接班的南日大将亦同样死于神秘车祸。“驸马爷”张成泽在帮助金正日清洗文成述、徐润锡的内斗中没少出力,作为回报,金正日让其做了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但兔死狗烹,2004年金正日将张成泽驱赶出权力中心,张“消失”两年后再度复出。金正日死后,张作为其“托孤”的顾命大臣风光了一阵,终于在2013年12月12日,被其妻侄金正恩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到底死于何种方式,至今成谜。

看到“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如此行事,中共统治集团成员也许要额手称庆。邓小平垂帘听政之时,曾两废总书记并“拿掉”国家主席杨尚昆,但并未将三人判刑入狱。其中原因,只是因为刚过“文革”,一班被毛泽东修理得七死八活、在牢房里熬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留得一命的开国元老们痛定思痛,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再步毛的后尘,比如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的理由就是“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才算是结束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血拼历史”。

*民主政治既驯化权力,也让从政者安全*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权力更替主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以中国而言,每次权力更替,基本上都是血腥拼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难逃死亡命运,“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就是战乱的真实写照。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为人类开创了一种非暴力的权力转移方式。再经过一两百年的探索,人类发现,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不仅规范着普通平民,更重要的是能够规范掌权者。虽然分权制衡体制下扯皮的事情多,但是政治透明度高,大大降低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除了保证普通公民的权利之外,对从政者来说,至少有几大好处:

一、民主宪政体制为从政者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

在民主宪政体制下,从政者自参加竞选开始直到整个执政过程,政治对手的责难、媒体的批评、公众的挑剔尽管伴随始终,但却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政治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想当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都不是什么“野心”,无须象薄熙来那样,需要在法庭辩述中澄清自己“没有取代李克强同志成为总理的意图”,更不会象张成泽那样,因“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而赔上性命。可以说,对于从政者来说,民主宪政进有道,退有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一种从政方式。

二、民主政治比威权政治付出的社会成本少得多。

独裁(威权)政权是苛剥天下以奉一人(或一集团),这一基本常识在中国却被严重歪曲。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经费达到创纪录的24亿美元,中国官媒大肆宣传美国民主政治浪费资源,列举了从1860年以来的几轮总统竞选经费,论证了“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成为了一项价格不菲的活动”,以此证明民主政治的无效率与浪费。结果,有人写了评论,认为“美国大选经费:来得明白,用得清楚,不用纳税人埋单”,还有评论称“贵,但可以接受:选举总统的投入与美国人在口香糖上的花费相当”,一边倒的批评中国专制的浪费,并赞扬美国选举的清廉。还有网站详细介绍美国竞选筹资的相关规定及美国的选举常识,介绍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如认为大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活力,是选出合格领导人的必要花费等等。由此可见,对外开放之后,“愚民宣传”的效应已逐渐在递减。

中国维持威权体制的花费昂贵,远远超出了美国。以下几组数据可以证明这点:一是每年付出的巨额维稳经费惊人,自2011年起,中国的维稳经费已连续3年超过军费,2012年为7017.63亿元,当年的军费为6702.74亿元;2013年维稳费为7690.8亿元,国防支出预算为7406.22亿元。二是每年的公款吃喝,《人民论坛》(总第398期) 报道,中国的公款吃喝支出,自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以后逐年快速上升, 2010年和2011年每年至少1万亿。1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只要比较同年全国财政收入就知道了: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万多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万多亿元。至于腐败造成的损失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主动转型比被动转型更显高明*

中国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君主权威,但由于共和制有名无实,共和的权威即法治也因此始终未能真正建立,“共和”只能堕为掌权者手中挥舞的一块政治遮羞布。此后百余年间,中国的国号不管是称为“民国”,还是冠以“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威权统治,毛时代更堕变为最坏的极权统治。这种“强人政治”或“伟人政治”,都难脱“人治”窠臼,与共和权威的核心法治相距甚远。

中共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形成了权势者通吃的利益格局,社会对抗日趋激烈。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能适应民众的权利需求,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产生高度危机感。因为在一个腐败泛滥、贿赂公行的社会中,从政者不腐败,根本无法在官场立足。但腐败本身就导致腐败者产生严重的政治不安全感,于是官员们拼命寻找政治保护伞,如果说各种资源、利益、特权的分配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那么这些寄生于食物链的官员就构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这种内部利益分裂的格局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每次权力斗争之后,总有人成为身败名裂的失败者,现阶段的失败者就是薄熙来与周永康。

民主宪政于国有益,于民有惠,于从政者有利,如何选择,只能看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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