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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1:25 2016年12月06日星期二

何清涟:《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关键历史情节成戏说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北京街头报摊出售《人民日报》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北京街头报摊出售《人民日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CCTV开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我看了前面6集,深感北京在宣传上想缝合毛邓两个30年的苦心。凡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否定毛、尤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出发的。没有对毛的前30年(加上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两年左右),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之局。

1972年周恩來总理陪美国总统尼克松游览杭州西湖。周恩来尽心侍奉毛泽东几十年,也没能让毛满意

1972年周恩來总理陪美国总统尼克松游览杭州西湖。周恩来尽心侍奉毛泽东几十年,也没能让毛满意

《邓小平》一剧的编导者,要将路线完全相悖的“两个30年”说成是继承关系,这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说法还得面对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与各种已有的档案解密。

*大事叙述不真实就成“戏说”*

既然是“宣传”,历史真实性就只能服从政治需要了。剧中诸多小细节不真实可以忽视,比如邓毛毛与剧中男青年在1976年能穿上80年代以后中国才出现的时装与男式猎装,华国锋提前梳上大背头,这些就权当是为剧中人物形象考虑了;田、夏几家聚餐欢庆时的家宴之丰盛,在当时就算是集几家每月肉票等各种票证也办不出,可当作烘托气氛而设计。刘金锁说明太祖将皇城建到北京、凤阳皇城比北京大等明显的常识错误,就当作导演让刘说乡谈。但有些大事,却不能戏说,得认真考较。

本文只说一个重大历史情节的虚构之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历史事件,“四人帮”不倒,就不会有邓小平复出,也不会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不会对中国当代影响至深至巨的改革开放。这本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明时势、通权变而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将其说成“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 用粗针大线硬生生地将“前30年”与“后30年”这两张质地完全不同的皮缝合在一起。面对网友质疑,《邓小平》剧组还向澎湃新闻提供了他们编写台词的“事实依据”,即“粉碎四人帮后,向国内各单位逐级传达的中央文件”,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此外还有批评江青左右两边都得罪人的一些话。

当时我听过传达,这些文件如今在网上也能查到,主要是罗列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教育,以证明毛对“四人帮”的不满由来已久。纵观毛泽东这一生,无论是战友还是家人,能让他满意的人不多,就连周恩来如此谨小慎微、鞍前马后地尽心侍奉几十年,也没能让毛满意,临死前两年还被“批林批孔批周公”地羞辱一番。江青的率性与缺乏策略有时引起毛的不满实在不是什么希奇事。上述这段话当时传达时,我与一些朋友就议论过,认为这话恰好表达了毛对江青的不满缘自关心,有恨其不争之意,意思是:你江青能力太差,扶不上墙,抓对方毛病抓不到点子上,只会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在,有我护着你;我死之后,没人保护你,看你怎么办?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谈。中共通过纪念毛来宣示政权合法性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谈。中共通过纪念毛来宣示政权合法性

也就是说,毛对江青有不满,但这是对其能力的不满,对其不能团结人胸襟太狭窄的不满,但绝不是对刘少奇那种要除之而后快的恨意。华、叶、汪等人当政的中共中央当时下发这类文件,也未明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只是想用毛对江青等的不满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

*毛泽东的遗愿到底是什么?*

关于毛的真实遗愿到底是什么,近十年来相关的回忆录与著述颇丰,考证起来并非难事。

“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在其《回顾与反思》里提过,毛生前确实多次提到安排江青做党主席。另有人考证,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妻子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侄子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选华国锋与江青等人搭班子,是毛认为华老实可靠,江青等人能够控制。

1980年12月,67岁的江青出庭受审

1980年12月,67岁的江青出庭受审

为了让妻子江青与侄儿毛远新能够顺利接班,毛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要点是清除一系列有能力对江青造成打击伤害的人,邓小平首当其冲。邓小平在第一次复出后,于1975年7月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一系列举措颇得人心,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之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并于1976年2月6日开始,采取一系列逐渐升级的措施打击邓小平,将邓软禁 ,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将其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四五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指示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在全国范围内对邓进行批判。将邓小平做如此处置之后,毛还不放心,1976年2月2日,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被实际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正因为上述安排的用意非常明显,才会有叶剑英在联合华、汪倒“四人帮”时所说的:“不能再等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凤凰历史2014年8月10日:《叶剑英评解决“四人帮”:只有你死才能我活》)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完全不是事实。

*如何看待专制极权国家的政变?*

专制极权国家的权力更替,因为是黑箱操作,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变几乎是权力更替的一种常态。对这种政变的历史评价,一般都以政变后执政者的政绩为主要着眼点,很少就政变本身是否有正当性来考量。比如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如此。今天,距1976年粉碎“四人帮”近40年,为什么中共仍然坚持说这是“秉承毛主席遗愿”?主要是缘于两大顾忌:

一,出于政治合法性考虑。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是从毛那里继承而来,否定毛,中共将失去立身的根基。因此,必须为这次政变披上“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张皮。《邓小平》开播后,人民网发文将意图说得很清楚:“中央在去年也隆重纪念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给这位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应有的尊重,也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宣誓。中共绝不会蠢到像赫鲁晓夫一样,因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而动摇执政的根本。”

中共元老陈云1959年在中南海勤政殿。他对逮捕四人帮表态说:“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中国老照片,出处待考)

中共元老陈云1959年在中南海勤政殿。他对逮捕四人帮表态说:“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中国老照片,出处待考)

二,中共想避免在中共党内开政变先例,以防后来者效尤。叶剑英等人在发动政变前,派王震到陈云家里,将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其实,政变就是政变,是否正当得看政变除掉的具体对象。用政变方式结束黑暗统治,本身就具有正当性。当时粉碎“四人帮”,除了“文革”的受益者之外,举国上下的拥护是真诚的。中共党内改革派与知识界对邓小平的拥护,也一直延续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至此,人们认识到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只指经济层面,不是指思想开放。

由于中共对毛的错误(有些其实是罪行)坚持“三七开”,用所谓“晚年错误”之说文饰,未在文革结束之初及时进行系统清理,不仅留下毛左在本世纪卷土重来的隐患,还为中共自身留下“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的悖论,对此有待另文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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