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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7:40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何清涟:习近平之困:除帮派易,灭帮派政治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临近年终,《人民日报》那篇《习近平为何一批再批“团团伙伙”》,算是为2014年的反腐主题做了诠释,即打击帮派政治,战果是收拾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大帮派。结合各军区、兵种频繁换将与地方官履新的消息,始自重庆“唱红打黑”以来的党内权争已告一段落。

*帮派政治是人治的必然产物*

长达几年的公开化权争确实让中共很受伤。《人民日报》文章表示,“病灶不除,顽疾难医。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每一只大老虎背后都刮着团伙、山头、圈子的不正之风”。“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仿佛担心外界不明白打击令计划早已在最高领袖的筹算之中,特别发表习近平今年5月8日的一篇内部讲话《中办干部必须绝对忠诚》,针对中办主任这个位置的特殊性,要求“决不用中办牌子搞关系,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搞公权私用、公器私用,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严防一念之差、一时糊涂、一穴溃堤。”习对令计划的评价大概包含在这句话里:“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习指令计划的“靠不住”,显然不是指他辜负了胡锦涛的信任,而是与接班人危机有关的“靠不住”,这也是令计划在胡锦涛平安下车之后还能够熬上两年多的原因。但令计划究竟是何时、因何事卷入了这种可能带来灭门之祸的“皇位”继承之争,最终还只能等官方消息确证了。目前能够证实的就是周永康有石油帮、四川帮与政法系,徐才厚通过卖官鬻爵形成盘根错节的军中帮派,令计划有个西山会与一个有影无形的“秘书帮”。

习近平消除帮派政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专制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帮派政治就是专制政体的附生物,人治就是帮派政治形成的土壤。

*政治帮派产生于中共“条块”权力结构*

中共将自身的权力结构形象地概括为“条条块块”,中国当代政治治理模式就是条块治理。所谓“条条”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就是一个个权力体系。以公安系统为例,中央政府这一层级有公安部 ;省级政府有省公安厅 ;地级市及县级政府也均设有市县公安局,周永康掌政法系多年,通过控制省公安厅长的任命达成对系统的控制。所谓“块块”则是指每一级地方政府按事权划分的部门。近20年以来,“条条块块”增加了新的涵义,“条条”有时用来指的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块块”用来指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每一个条条块块都有自己掌管的事权与升迁机制,这样一来围绕“条块”就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比如周永康的石油系既有“条条”结构,也有“块块”结构(各油田管理局),政法系主要攀附在“条条”上,而四川系则是地方官僚的利益(“块块”)结合体。另一个所谓“团派”系指出身于共青团系列的官员,因其过于松散,可能并不构成真正的利益组合。

*中央政府无力根除地方政治帮派*

中共政治一向高度关注地方治理。毛时期是中央高度集权,对地方势力的形成极为敏感;一旦被中央认为有地方势力苗头,一律残酷打击。比如,中央认为广东的“和平土改”根源于广东干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重创广东干部。直到改革开放,广东干部犹闻“地方势力”之名色变,噤若寒蝉,可以想象当初因地方势力被整得多惨。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税制改革,先是分灶吃饭,后变为分税制,地方政府有了独立发展经济的权力与能力,地方势力也开始兴起并发展。最开始是农村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我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九章《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讨论过这一政治趋势。21世纪前十年,县级政治由当地一些政治家族垄断已很普遍。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罗昌平在令计划倒台后发表《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文中详细介绍了令计划的西山会。罗还指出,这类政治帮派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没有特殊的秩序编排,但在全国到处存在,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延边。中国2014年反腐,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山西。该省人称“血煤上的腐败”,在中央连通至令计划,因此官商两大集团均受到沉重打击。

*帮派政治在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帮派势力坐大之后,中央政府除了政治打击之外,很难干预帮派内部的利益输送管道。帮派之间因为各据一地、一部门,与其它势力之间形成危险平衡;地方性帮派势力一般也不会主动挑战中央权力,但如果最高层发生权力之争时,也因其“宗主”关系不得不介入。中央不同派系势力之间一旦进入争斗状态,就进入“开弓没有回头箭”状态,最后往往成为你死我活的格局,中共历史上共有十一次路线斗争,其结局大体都是“胜者成王败者贼”。但是,权力交接过程中介入权争的人有时不是为本人争位置,例如周永康、徐才厚在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之争中站到薄熙来一边,主要是认为薄上台后,会在他们退休后保其本人及其家族平安。因为对他们这种高官来说,“平安下车”不仅指其本人平安退休,还包括其退休之后其子女及家族的平安。

按照中共目前定下的规则,习的任期是十年。其前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消灭前两朝形成的帮派势力之上,但他只能消灭妨碍其集权施政的帮派势力,并不能消灭帮派政治。因为帮派政治由中共政治制度本身的赋权特点而产生,是附生于这个体制的细胞,只要这一体制存在,帮派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朝中帮派都奉自己为尊,通过平衡各帮派而维持本人的至尊地位,并保证自己身后不致身败名裂。斯大林、毛泽东在位时,其权力名望都达到颠峰,二人操纵高层帮派也得心应手,独独在安排身后事方面却力有不逮。在他们归天之后,党内高层各政治帮派立刻开始角逐最高领导权。权斗失败者或者系狱,或者送命。邓小平之后中共高层一度相对稳定,曾使世人都相信中共已经成功地厘定了权力交接制度,解决了所谓“接班人危机”。但近四年以来中国高层的剧烈冲突,以及习近平2014年反腐重点放在清除政治帮派,让世界再次清晰地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极权政治两大与生俱来的病灶,即帮派政治与最高权力交接危机依然存在,并制约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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