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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独裁者重组暴政俱乐部 - 写于六四26周年前夕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签字仪式上(2014年11月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签字仪式上(2014年11月9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讲话(2014年5月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讲话(2014年5月9日)

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为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的开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对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后经历20多年政治演变,人们终于发现,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不是单行道,一些曾经走上民主化或开明专制的国家正面临极权回归的灾难。

俄罗斯回归极权的民意基础

现阶段正在抱团且互相模仿学习的非民主国家中,伊朗是个政教合一国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只是在开放姿态之下,有过80年代的半开明专制,现在正在回归黑暗专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西化经历,上世纪90年代后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过一段时间,剖析俄罗斯,可能会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并非单行道的现实认识更清楚。

普京回归极权,当然与他的克格勃职业经历有极大关系,这种人偏好专断与强权,更何况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直到斯大林,其间数百年养成的专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仅次于中国。我在《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2014年)一文中,指出普京主义是一把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但它却经过所谓民意淬炼。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同,还有个民主制度外壳。

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人民的选择”是政治正确的象征,不能触碰。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意容易被强权裹挟,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点叙述是:“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京执政之后。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简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农民阶层与青年一代,反对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前者数量远超过后者。

中国妇女在北京一座商城外的广场上随着革命歌曲跳舞,她们手中拿着玩具枪道具。(2014年1月29日)

中国妇女在北京一座商城外的广场上随着革命歌曲跳舞,她们手中拿着玩具枪道具。(2014年1月29日)

中国人有个流行看法:中共的专制基础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等他们这代人逝去,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识。这话缺乏事实支持,因为中国毛左当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普京的社会基础中,铁杆支持者就是号称“青年近卫军”。这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曾是青年英勇战斗的象征,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于2005年改用这一名称,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近卫军”的“业绩”不少,在反“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与举行反普京游行的青年发生激烈冲突;抗议爱沙尼亚搬迁苏联红军解放纪念碑;攻击摩门派教堂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窝点;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等等。几乎是普京指向哪里,青年近卫军就打向哪里。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多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这批青年是通过什么方式教育出来的,尚未看到系统的研究。其存在确实警示着中国的民主人士:意识形态教育的洗脑后果有多可怕。

民粹与反美两大支柱承托的“查韦斯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是民主制外壳下民粹政治裹挟社会的典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依靠民粹与反美,在委内瑞拉建成了“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的政治学者将此称之为“查韦斯革命”。这场“革命”许诺搞社会主义合作社,改进医疗和教育体系,权力归于人民。假定查韦斯没有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恶习,那他算是实现了诺言:通过实施各项社会计划,10年内委内瑞拉有近300万穷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5%下降到26%;基本扫除了文盲,识字率高达96%。外交政策上,查韦斯时时表现出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姿态,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掌声。

有了这两项成绩做为“锦被”,尽管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尽管该国出现了一个“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其构成包括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洗钱以及毒品走私组织,但查韦斯仍然宣称他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并声称只有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我几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最后发现,他的意识形态来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尔、耶稣、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来源。

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面包与福利最重要,“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并不想弄清楚。于查韦斯而言,什么主义不重要,通过各种忽悠保有权力才最重要。这其实与北京政权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什么不重要,拿着它做意识形态工具排斥异己最重要。

查韦斯现在虽已故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正在困扰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石油资源的丰厚获利提高给穷人的分配份额与福利,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但这种为穷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的政策,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难以为继。委内瑞拉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非常反感,认为他扼杀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查韦斯在任期内那种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劣迹正被大量揭发。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指出,“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查韦斯解脱了,委内瑞拉还在挣扎”。

中国政府:暴政者俱乐部的重要粘合剂

极权回归的一大趋势是这些极权国家之间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对方扼杀民主的战略和具体手段,遏制本国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暴政国家之间起粘合剂作用的是中国政府。

中国主席习近平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5年1月7日)

中国主席习近平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5年1月7日)

委内瑞拉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常从中国得到大笔无偿援助。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按中国的宣传是“中伊关系纠结40年,伊朗从骂中国到傍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历届领导人都对中国重视有加,甚至将中国视为‘救命稻草’”。中俄关系于2014年被双方提升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还要“可持续发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

上述国家并无中国政府那样雄厚的财力开发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无私”地发挥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巨资开发的网络监控技术慷慨地免费赠送给这些国家,同时将组建五毛制造民意的经验倾囊相授,为这些国家之间开展五毛之间的“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内瑞拉政府因经济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国当然也善于学习他国控制国民的先进经验,比如普京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习总书记立刻心领神会,将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批量变身为志愿者五毛。

可以说,独裁国家充分认识到,同类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自身不成为“国际孤儿”。时值六四运动26周年之际,分析当代世界极权回归这一现象,意在提醒中国人,独裁国家重组暴政者俱乐部确实加大了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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