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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37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何清涟:中国有几十座“底特律”


2013年1月20日美国城市底特律市中心的景象。(资料照片)

2013年1月20日美国城市底特律市中心的景象。(资料照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近日,美国底特律申请破产的消息不仅成为美国的重头报导,还成为中国官媒的重要国际新闻。由于底特律被冠以“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名,中国的山西再度受到关注,媒体报道,山西省煤矿地下采空区高达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1/8。

*矿区沉陷的连环生态危机*

山西这条新闻其实并不新,同样的数据早在三年前就出现过。新华社在2010年12月13日发布过类似新闻。按《瞭望新闻周刊》同年9月25日的文章,山西省的地下采空面积更大,约占该省总面积的1/7。该文引官方数据称,当时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已超过7000平方公里,在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1/10——如果以此为标准计算,全国的煤矿地下采空面积约为70000平方公里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采矿引致的采空塌陷。

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中国对以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的总称。其实,仅就资源枯竭来说,中国的情况远比美国严重。第一,美国这种资源枯竭型城市不太多,底特律的衰落与其说是自然资源枯竭,不如说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底特律的汽车行业衰落所致。但中国截至2011年,共有资源枯竭型城市69座,占资源型城市总数118座的58%以上。第二,底特律的灾难主要来自于人口减少、失业严重,其自然生态环境并未遭到严重污染与破坏。这种城市的再生可能性比生态灾难型城市要大。而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则面临连环生态危机。

山西省官方曾总结煤矿采空造成的生态灾害:首先,煤矸石大量堆积,环境污染加重。至2010年山西煤矸石堆积量已超10亿吨,且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增加。矸石中的有害成分通过径流、淋溶和大气飘尘,严重破坏了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其次,水资源漏失量大,人畜饮水困难。采煤造成的水资源破坏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导致1678个村庄的80万人口、10万头大牲畜饮用水困难。 年排放矿井水5亿吨,全省受污染的河流长达3753公里,致使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临汾等城市水质含盐量较原先有不同程度升高。第三,水土流失面积大,植被破坏严重。采煤造成土地裂缝、土壤退化、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国内媒体对山西煤炭采空区做过调查,发现“300万人受灾,处处是鬼村”。

总体上来说,经济结构失衡,缺乏接续替代产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是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通病。中国发改委2008年对山西省资源损失进行过摸底调查,但估算的损失结果远小于实际损害。据山西省国土部门预估,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我不知这估算的依据是什么,但我知道,即使投入850亿元十倍的钱,也无法让山西省的空气、水流与污染土地恢复到30年前的水平。

沉陷区生态灾难涉及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方面,都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关,面临这种生态恐慌的省份不止山西,比山西境遇更糟糕的地方有不少已经列入资源型枯竭城市行列。“踩着有毒的泥土,呼吸着污染空气,喝的是污染水,吃的是污染粮食和蔬菜”,就是这些矿区沉陷区居民的生活写照。

*中国的环境灾难是人祸*

改革30余年,中国一半以上的资源型城市面临枯竭,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在中国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当中,人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污染共犯结构。这种共犯结构形成之后,首先导致法律失灵。中国环保法律、地方法规、部门法规虽然高达1800部左右,却无法约束政府官员与企业的行为;其次是审批制度失灵。地方政府官员考虑的只是GDP增量与政绩考核成绩单,完全忽视当地的环境将受到何种影响,环境评估形同虚设。第三则是企业的外部约束管制失灵。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由于政府与企业在污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犯结构,基层环保局干脆顺水推舟,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

以上是制度性因素,但我在本文中想重点论述一下人的因素。环境生态本身有共享性,尽管中国的食品特供决定了权贵们可以比平民享有更安全的食品,有钱人可以比穷人饮用更干净的水,但在空气质量上,中国人算是平等享有。中国官员与企业家难道不清楚环境共享这一基本道理?

原因说穿了也简单,官员与企业家大都抱着“赚够钱就走”的心态。山西省官员们在煤矿吃干股是公开的秘密。当采空区大量出现后,当地官员们还借动迁大发难民财。据生活在矿区的人透露,矿区的官员、国企高管及银行系统中的实权人物早就通过各种渠道将子女送往国外。因为有了移民这条“退路”,他们一致认为发展比环保优先。数年前,山西省环保主管部门通过发放问卷和互联网问答的形式,做了一次全省范围的大型环保民意调查,调查总人数为9,411人,其中包括3,600名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九成的市长、地方官员认为,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但经济发展应该优先。正是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山西省才会出现今天这种连环生态危机。不少山西省的煤老板大都以山西为赚钱基地,与当年晋商在全国各地赚钱回家大盖豪宅相反,今天的山西煤老板热衷于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沿海城市购房置产,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很有实力的购买者群体。

据新华社今年6月报道,中国为环境犯罪者引入死刑。这点是否能够震慑那些用各种方式破坏环境的官员与企业家?其实很难,环境灾难的追责有个漫长的责任评估过程,为肇事者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更何况,中国的精英群体大都抱着赚够钱就走的心态,早已未雨绸缪。更何况,目前世界上那些公共债务高企的国家,如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岛国和南欧的希腊、葡萄牙与塞浦路斯等正在修改移民政策。据移民律师说,“这些国家的政府瞄准的是那些焦虑的中国人——他们正寻求在本国发生动乱情况下的潜在家庭出逃方案以及资产保护”。

他人的痛苦并不能让自己有所收获。中国官媒莫要以为只有底特律踏上了地狱之旅。偌大的美国毕竟只有一座底特律,而中国已经有69座城市及地区赫然列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榜单,如今这名单还在加长,就连改革30多年来一直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广州与温州,如今也被媒体列入“十大资源枯竭走向衰亡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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