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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0:20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何清涟: 八九之后,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都有谁?


1989年北京“六四”镇压期间王维林站在坦克前

1989年北京“六四”镇压期间王维林站在坦克前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此文让我不由得回想: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这两家顶级喉舌媒体到底批判过哪些“国家之敌”?境外势力数量庞大,昨日之敌或成明日之友,被这两家官媒点过名的实在数不胜数。但够得上新华社、《人民日报》批判的“内部敌人”却屈指可数。这种批判的目标指向往往是某一时期的“敌情”代表,回放这一过程有如梳理中国内部敌情演变过程。
“国家之敌”是国内政治风向标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于6月5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还核定了20多位“六四黑手”名单全国通缉。6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信》,方先生算是当局点名批判之第一人。其后在其他官媒上陆续刊发了一些点名批判文章,1991年由“许宁然”补充所谓海外流亡生活内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亡命精英其人其事》为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国内与海外信息不通,人们关心这些人,虽然知道书 中所述无非抹黑,但购买者甚多,销路不错。只是宣传规格上,与《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种“最高规格”相比,还差了一档。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全民经商潮起,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有那么几年不再批判内部的“国家敌人”。直到1994年8月,新华社发表一篇《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约4000字左右),就《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的身世,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该负责人指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
接着是1996年 《人民日报》发表《吴宏达其人其事》,从其父母、家庭出身、中学时代直到消息刊载之时的琐事历数一遍。那时国内根本不知中国劳改产品成为美国国会关心的话题,我在办公室看到此文后,与同事仔细研究了半天,只知道传递的信息是:抓吴批吴,与劳改产品有涉。吴何以重要?是因吴背后有美国国会支持。其时,互联网在国内初兴,国内人士对国外人物、事件背景及来龙去脉的了解极其有限。
再以后就是2000年7月人民网那篇著名的《李洪志其人其事》,执笔者是公安部研究室。这篇文章的打击目标是法轮功创始人及其法轮功,也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运动的序曲,至今仍然还在进行中。
这段时期,知识界虽然也出了一些 “国家的敌人”,但当局鉴于80年代“知识分子越批越香”之经验,不想让被批判者“猎名”,都是悄悄下发命令,比如不许报刊杂志刊登谁的文章,不许出版谁的书籍,但并不以以新华社批判文章规格对待之。对艾未未、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等行动者,也基本上是以行动(即抓捕)应对之,因此,“低俗屠夫”吴淦享受“新华社记者”专稿待遇,也算是维权人士当中前所未有之殊遇了。
“国家的敌人”们的今天
上述人士成为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各有缘由,他们后来与中国的关系也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几位年事已高者在多年流亡后,已还归道山;还有的仍然在继续流亡;有的则在海外另创一番功业,比如法轮功“弘传世界”。只有张艾蓓因婚姻原因成了中共“贵宾”。
新华社刊文批判张艾蓓及其书籍,乃因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伟光正”形象在国际社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新华社选中艾蓓作为还击突破口,是当局经过周 密考虑后的布置。因为对中共领袖“伟光正”形象真正造成伤害的,不是艾蓓这本让人觉得亦真亦幻的《叫父亲太沉重》,而是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私人医生长达20多年的李志绥先生。李先生撰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原稿是中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任助理编辑,199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英文版,销售数百万册。从这一英文版返译成中文的书,同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洛阳纸贵,立刻被中国书商盗版印刷,与《叫父亲太沉重》、《中国太子党》等书,成为深圳地下书商销售网的热销书。当时,我每在酒楼吃饭,都会有人拿上样书来推销。也因为有了这样便宜的盗版书,我为内地熟人买这几本书的经济负担减轻了许多。
上述书籍,对中共领袖形象杀伤力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但对李书的内容,北京当局从未正面就李的身份发表质疑,当然也未对书中所涉事实加以驳斥,只有毛“身边工作人员”,比如李银桥夫妻、张玉凤等人“自发组织”聚会,深切怀念伟大领袖而且不点名地斥责“某些人造谣,我们很气愤”。
艾蓓后来嫁给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妻,由于杜维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统战价值,张艾蓓当年那点小女人的玩闹,也就被北京当局大度地“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据说后来常伴其夫君回国,只是媒体姑隐其名,以杜夫人称之。自2004年9月艾蓓陪杜维明在其老家山东访问,9月30日晚间中共山东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正昌、山东大学校长展涛等会见时,媒体公开提其名字后,其名在中国算见了天日。
吴淦为何成为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
关于吴淦为何享有被新华社批判的荣耀,除了中国的政治时势之外,有他个人的原因。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兴起的维权运动,是这段时期中国反对运动的主要形式。从前年开始,维权运动备受当局沉重打击。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据网友Dr. K总结:“屠夫的杀猪维权,是当下最有中国特色的激进主义,将威胁公众权益的当权者、官僚以个人化的方式进行打击,谓之杀猪。而手段则包括互联网的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打击之,超出当局熟悉的套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我为主,创造出非暴力抗争的最激 进最有效模式。”
吴淦与本文涉及的其他“国家之敌”处境不同,上述“国家之敌”被批判之时,多身处海外,算免了牢狱之灾。吴淦这次被刑拘,维权界认为当局是有备而来,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至于“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痛批的“国家之敌”,时间以后会作出公正判决。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也曾经成为这些媒体揭露的中共及人民公敌。
如果我的回忆有遗漏,欢迎有心人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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