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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25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何清涟: “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瓶颈 (2)


北京某工地的建筑工人

北京某工地的建筑工人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 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 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 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 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 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 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 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 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 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 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 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 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 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 《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 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 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 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 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 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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