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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43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何清涟: 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的失败


在广州,妇女行人走过一名乞丐。尽管中国经济大发展,但穷人依旧很多

在广州,妇女行人走过一名乞丐。尽管中国经济大发展,但穷人依旧很多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偶然看到学者资中筠女士的一段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这段平实的话,却说明了中国社会转型(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失败。所谓“失败”,是指中国社会阶层当中,底层数量过于庞大,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偏少。

中国学者资中筠(左)在香港书展的讲座中谈论中国(2012年7月18日,美国之音丁力拍摄)

中国学者资中筠(左)在香港书展的讲座中谈论中国(2012年7月18日,美国之音丁力拍摄)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社会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等几方面。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结构(从而带动生产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在最大的失败就在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即未能从底层为主转化为以中产为主的阶层结构。

所谓“上面是慈禧”,大家都明白指的是政治变迁中的核心部分,即政治体制至今未发生质的变化,当权者仍然迷信政治暴力,再加上慈禧当时未曾建立的思想控制体系。“下面是义和团”,表面上看,是指毛左及社会底层日益显化的暴力倾向。但由于这种暴力倾向源自社会成员的失败感,源于占人口至少60%左右的中国人未能搭上盛世列车,成为社会等级金字塔底座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承诺全民奔小康。从那时直到本世纪前10年,中国政府为社会阶层结构转型设定的目标是形成中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为此资助的国家级课题不少,最有中国特色的是2001中国社科院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中划分的“十大阶层说“。由于该报告划分阶层的标准是职业,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等,既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中按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等标准,也不是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标准,即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有点非驴非马,在官方宣传中独领风骚不到十年就消失了。2010年2月,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一个结论,其时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并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规模。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社科院2010年报告还算靠谱。但一些外国研究机构的研究就非常荒谬,离中国现实更遥远,最荒谬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据此标准估算,中国中产阶层人数为8.17亿,其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日均消费2美元)。这个报告在媒体登载后,许多中国民众都有“被中产”的感觉。按照最低每天2美元计算为中产,按当时汇率真折算,每日不到14元人民币,每月约为420-430元,基本与中国发达地区最低生活标准相当,大大低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人们指出,世界银行把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作为贫困标准线,而亚行竟然把每天消费2美元作为中国中产标准,实在不足为凭。

目前的情况是: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3.03亿,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前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提到的2亿失业者)。近几年这一情况还在恶化,随着外资的撤出与实体经济的萧条,还将有1.24亿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约高达60%以上。

中国在产生少量亿万富翁的同时,生产着数量相当庞大的贫困阶层,说明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源于分配制度不公

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配制度。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规则的总和.即用法律与规则构架的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利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主体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团构成,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劳动力所有权)、雇主(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府(公共政治权力)三者共同分割国民收入。中国的主要问题是:

1、按人力资本贡献的财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劳动者报酬在社会分配中占的份额较小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这方面官方数据也存在争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数年前接受中工网采访时列举的数据是,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此说被财政部否定,认为被严重低估。后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国近十年是58-60%)。

2、资本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在增加。

全总官员张建国在同一次采访中还提到,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但资本报酬在GDP当中究竟占比多少,他没有提。但北京大学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在《经济转型成长与资本回报率演变——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5)》中,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从1998年到2005年间,资本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7.8%。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认为有如下几点,一,政府财政收支对资本收入份额有着明显的增强作用;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财政行为具有比想象更为重要的作用;三、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中国人都熟悉“权力资本的挤压“是怎么回事。由于腐败官员数量逐年扩大,贪污受贿早就逾越百万级,向千万及逾亿增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让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从而改变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流向。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但中国却有个“家庭净资产基尼系数”,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提到的: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该报告之所以设定一个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应该是考虑到中国资本收入在GDP当中所占份额过大,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当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积极因素已经消失

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在政治层面的作用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点我在数篇文章中都分析过。本文涉及的仅仅只是数量意义上的阶层结构。这一结果在几年前我曾有过预测。在《虚幻的自我安慰:中产阶级队伍在扩大》(BBC,2010年3月1日)一文中,我指出,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依赖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赖于现代部门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工属于低收入,其人数增减对中产阶级人数影响不大);第二,有赖于就业人口工资的增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均未出现。更重要的是,近10余年来,由于职场之路变得越来越艰困,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选拔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很不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在最近发生的徐纯合事件中,中国民间舆论呈现一边倒现象,反映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对公权力肆虐的痛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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