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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7:17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何清涟:农民工荣获新使命:消化库存房


中国某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中国某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话说本人12月11日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房地产之愁:千万买家无处觅》,预想了一番中国房地产市场找不到足够多买家的苦恼。没想到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消化天量房地产库存的划时代重任落实到数亿农民工头上,期望发动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将中国经济拉拔出L型低谷。

市场到底听谁的话?

政治局会议的说法是“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媒体标题更像战前动员:《明年经济四战详解:推农民工市民化消化楼市库存》。

文件与媒体文章都洋洋洒洒,剖析了无数重大意义。我在此长话短说,大意是:这项政策意味着对农民工的巨大德政,即让农民工实现出生以来的梦想,成为新市民。前提是参与“住房制度改革”,响应政府号召买房获赠房产所在城镇户口,达到“帮助稳定房地产的预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国经济,避免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的风险蔓延到金融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农民工市民化消化库存房”,听起来诸多利好:多年难以推进的户口制度改革得到落实,农民获得城镇户口,政府帮助房企消化了库存房,银行化解了金融危机。要言之,只要农民工愿意买房,就像红色革命歌曲所唱那样,“满天的乌云,哎嗨哎嗨哟,全吹散,哎嗨哎嗨哟,一轮红日出东方”。

但农民工消化库存房,至少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房产所在地有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才会让农民工产生住房需求,未来收入有保证。二是经济实力,即农民工的家庭存款足够多。略作考察,就会发现,英明的党中央推出的这一新政策,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美好。

世界城市历史的发展规律,包括中共建政后一些资源城市如内蒙古包头、工业城市如湖北十堰等的建设历史,都遵循一个规律:利用资源开发或者产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聚集人口,逐渐建成一座新城市。对中国人来说,纽约建城的历史也许太遥远,北京建城的历史又过于古老,查一下中共建立这类资源型城市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并不难。目前,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共计118座,其中有67座陷入枯竭衰退,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机会。

中国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就业机会一直稀缺,能够提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职位。这些机会在当地几乎成了世袭制,普通市民难以问津。有门路的人就围绕该地公款消费建立服务业,为官员们服务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果农民工帮助政府消化三四级城市的库存房,没能得到就业岗位,只意味着在农村处于待业状态的农民工,花钱搬到城市成为市民后继续待业。

党一直要求全国人民听从党的话,哪里困难哪安家。但让农民工买房一事,毕竟中间有买卖这一市场行为,市场不听党的话,这已经有今年的股市做为实例证明,无需多加论证。无论如何,我还无法想象中国政府会将买房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发出“不买房就是不爱国”这类号召。

农民工的钱包有点瘪

英明的党中央显然高估了农民工兄弟的钱包。

据说,房产库存居高不下的城市大多是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很便宜,“往往只有三四千元一平米”,买一套房加上各种税费大概也就三、四十万元左右人民币。

这房价相对于京津沪深等一线城市来说,确实很便宜;但对于农民工的钱包来说,这个价位则太高。

农民工的钱包由两种来源构成,一是存款,二是各种收入,包括现实收入与预期收入。

先说存款。2012年,农民人均收入7917元。其时,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804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8507元。2014年,由于政府实现粮食收购补贴政策,农民人均收入有所上升,达9892元。就算储蓄率高达30%,拔高计算,经过两年积攒,此时农民人均存款最多也就1.5万元,一家按五口计算,也就7万多存款。农民家庭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存款要应付医疗、教育等各种开支,因此,指望农民工用全部存款来响应党的号召购买县城的房屋,实在很不现实。

再说收入。今年农民工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已经成为空城,这情况意味着农民工必须捂紧钱袋。国内媒体也不糊涂,称“据统计,在县级城市购房群体中,农民购房占七成以上。问题是在城市里居住并且有钱的农民、农民工大多已经买房了,没买房的要么是没钱,要么是不准备在城市里居住的”。

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一条,为鼓励农民买房推出的“政策包”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尽管降低了购房总价,但在多数县城,限于农民的收入不够稳定,加上没有就业机会,即使银行愿意贷款,但农民也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决定不买房——除了银行在贷款合同上承诺,不能按期还款也绝不没收住房,或者由政府担保负责还贷。

还有一个可能必须考虑,如果买房的县城没有就业机会,农民工得外出找工,房子就得空置。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农民工进城买房,意味着农村住房空置;如果再因为去外地就业而空置一套县城新买的住房,农民工买这房到底图什么?

买房并非土改,金钱力量大于党的号召

显然,英明的党中央在鼓励数亿农民工买房时,忽视了城市形成与发展规律,未顾及提供房产的城市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大高估了农民的钱包,用战争的动员方式来管理市场经济,以为只要党中央一挥巨手指引方向,全国人民就得努力跟进。且不说党指挥市场这种方式是否行得通,从党与人民的现实关系来看,人民也未必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人民就奔向哪里。

在红色中国历史上,中共的命运与农民及其后裔农民工息息相关,每到关键时刻,农民们总被中共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农民总是不负党的重望,每次都能让中共挟其人多之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心想事成,比如1927年-1937年发动土地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当中,发动农民用小推车保障军队供给,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发动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的工业化建设,也是利用剥夺农民口中食的方式形成“农业积累”,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又是农民工贡献了廉价劳动力,80年代支持了乡镇企业与出口加工业;世纪之交后再又支撑了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的十年繁荣。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红色中国与红色革命政权。

但是,中共政权早已蜕变为红色权贵集团自我服务的自利型政权,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也今非昔比,从中共革命时期的血肉相连变关系变成了利益严重对立的关系。因此,这次北京授予农民工“消化库存房”的新使命,让钱包干瘪的农民掏出钱来买一套自己并不真需要的房产,帮助中央“消化库存房”,完成“供给侧改革”,与当年动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相比,其难度有如霄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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