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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0:32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何清涟: 德国的宪政、法治在弱化 - 写于德国统一25周年之际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一个难民营外跟一名移民用手机自拍 (2015年9月10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一个难民营外跟一名移民用手机自拍 (2015年9月10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年是德国统一25周年,与以往一边倒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今年有不少“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出现。一篇《两德统一25周年:别假装一切都好》,从很多方面涉及了“不太好”的一面。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情况并非该文涉及的问题,而是今年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时藐视法律的政府行为。这些行为颠覆了外界对德国人守法、严谨的印象,让人怀疑德国的法治基础是否依然存在。

默克尔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在接受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进退失据,反复无常。10天不到,从“接收无上限”到重启边境检查,重大政策之随意率性,让人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在匈牙利等东欧四国的坚决反对声中,总理默克尔9月5日宣布接收难民无上限,副总理加布里尔干脆声称,今后每年可以再接收50万难民。世界都在为德国接收难民的承受力担心之时,德国政界与一些媒体却自我陶醉于“欢迎文化”带来的崇高道德感与骄傲感中。

当慕尼黑在1周之内迎来6万多难民,且难民还以每天逾1万的速度涌入之后,巴伐利亚州因负荷不堪而发出抱怨;德国鲁尔区Mettmann地方政府因难民开支而增加房地产税和工商企业税,即变相开征难民税,引发当地居民(包括欢迎难民者在内)的抗议。形势急转直下。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于9月14日下午在新闻会上宣布,德国将“暂时”恢复与奥地利接壤地区的边境检查。此时距默克尔宣布无上限不到10天。

德国决策的反复无常,既使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欧盟的完整性受到了严重打击。这一切,源于德国以各种借口破坏法律及各种协定。

首先,德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以“人权”为藉口,推翻了欧盟关于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议”。该协议要求难民必须在到达欧盟后的第一个国家进行登记,但德国却让那些没有在匈牙利登记的难民进入德国,还出动专列,把难民接到德国。

其次,当难民潮让德国无法招架之时,德国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暂时退出“申根协定”,重启边境控制。众所周知,“申根协定”规定协定国之间的国境不受检查,让欧盟国家实现了“欧盟无国界”的梦想。

德国破坏欧盟内部规则并非始自此次难民危机。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率先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两德合并,债务过重为由,让国内债务比例在欧洲国家中首次超过GDP 60%。有了德国的示范效应,法国等都先后破坏规则,为后来的欧债危机埋下了祸根。可以说,德国是欧盟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

宪法法官眼中的法治危机

联邦宪法院法官彼得·胡伯(Peter Huber)终于忍无可忍,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德国处在意愿危机中》(Deutschland ist in der Sinnkrise, 09/30/2015),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宪法规则效力减弱,法治被侵蚀。“在德国统一1/4世纪后,由基本法确定的民族国家处在意愿危机当中,法治国家露出被侵蚀趋向,民主在弱化,权力分立的结构继续朝执行有利的方向偏离,以及联邦国家的发展失去了方向”。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当权者的意志高于法律,而且制衡行政权力的议会权力无法对其进行约束,因为政府与联邦议会的势力对比,“实际上是加强政府的作用,不利于单个议员”。

二、德国的所作所为对欧盟法治程序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法律对政治的约束力消失了,处理欧元危机时无视条约,各联邦州在管理上也不忠实执行联邦法,“超越法律的实例不断堆积”。

三、德国的政党势力发展不利于选民。势力大的政党的政治主张日益趋近,导致选民实施影响力的可能性被剥夺,既然没有可选性,选民也就别无选择。加之政党资金配给,得票率达到1%的政党,可得国家资金配给,按所得每张选票0.50欧元计。此外,缺乏联邦层面上的直选与政党的组织结构特点,使德国的政党拥有自我决定和安排一切的权力:由于政府职位由党内高层指定,因此政党成员对党内当权者具有依附性和奴性,所有这些,“加剧了公民对政治的哑口无言。长此以往,这会威胁到对宪法规则的认可。”

这种政党政治会导致选举出现“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2013年9月德国大选中,左派如社民党(SPD)遭遇历史性惨败,而基盟(CDU & CSU)获胜。但基盟的选票未能达到绝对多数,不能独立执政。基盟的传统盟友自由民主党(FDP)因得票少,连国会都未能进去。基盟不得不选择左派当中较温和的社民党联合执政。社民党的几大核心政策,比如全国性最低工资等,都被基盟妥协接受。随着基盟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左倾,保守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反而成了左派政府。德国人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多数德国人选了右派,得到的却是个左派政权。

德国政府的舆论独裁

这次难民危机中,德国政府对舆论实行管制,让人深感默克尔政府在背离民主的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

难民潮开始之时,“欢迎文化”占主导地位,德国媒体受“政治正确”的约束,与默克尔政府保持一致,但社交媒体上却爆发了关于无限庇护权的激烈争议,许多发言者深感忧虑: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接收这么多人?必须照顾难民的这个社会福利国家到底有多大能力?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如何?许多网民抱怨,政府在做出决定时未倾听选民的声音。

对政府难民政策提出质疑者被打入“黑暗德国”,其言论一律被看作是“新纳粹的种族歧视言论”,于是出现了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除了删帖之外,还要加强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

这一控制舆论的做法,导致德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忍无可忍,柏林洪堡大学东欧史、斯大林主义研究专家Jörg Baberowski 教授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德国将自己变为美德国家》,警告说:德国政府无视公民的担忧,使用舆论专制统治德国。媒体追随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确性,对舆论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德国的现实来看,公民的疑虑与提出的问题都是有道理的。这种舆论专制的后果很严重,导致公民对政治冷淡,德国“社会和谐和凝聚力面临危亡...但总理却对她一手制造的灾难视而不见。在别处,政治家已因小错下台了”。

默克尔及其同僚的错误在于他们将言论自由当作表达真理,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应该被删除并限制。在对言论自由与法治的关系上,德国人的认识确实远不如美国人。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保证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因而导致出现言论管制:当局或者当局认可的一群所谓的“大多数”,经常将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宣布为“真理”,以此扼杀不同意见。

在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应对失据、违反法治引发的社会反思,已经超出了难民问题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者在反思文章中都会写上“自从两德统一以来”,用这种方式追溯问题的起源,应该是被所谓“政治正确”长久压抑之后的爆发。

德意志民族曾经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这次难民危机应该促使德国人深入思考并采取行动,法治弱化既然已经危及德国,扭转这一趋势就是当务之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从德文资料的翻译及细节的查核了解上,得到德国网友野罂粟大力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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