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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4:09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何清涟: 毕节儿童自杀折射的中国困境:农民怎么办?


中国目前有6000万留守儿童

中国目前有6000万留守儿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刚发生的贵州毕节张姓四兄妹自杀,引发的问题涉及几个层面:第一,谁是“杀害”四兄妹的真正凶手?第二,如何解决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中国当局以及无数留守儿童的父母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从现阶段来说,类似悲剧将可能少发生一些;从长远来看,则关系到下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健康亦即社会心理健康问题。

“联合家访”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导致四兄妹死亡之因,是所谓“联合家访”。这“联合家访”的内容,由于当事人现在已经死亡,遗书被怀疑是伪造(从笔迹上看,我认为这怀疑有充分理由),因此,外界对这次联合家访的猜想有多种版本,最极端的是基层干部“下毒说”、“殴打说”。这两个说法应该是猜测,因为多人集体下毒或殴打孩子致死,这种恶行不可能隐瞒,这十多位基层干部除非大脑出了毛病,否则不会干出这种只会引来无穷麻烦的事情。但是,在“联合家访”的基层干部当中,某几个人可能提及超生罚款之事,比如对孩子说,你家因生超生要交罚款,要通知你父亲赶快交钱之类,却完全有可能。在基层干部看来,欠款交钱天经地义,根本没想到他们催交对象是心理承受力远低于成年人的孩子,不是合适的谈话对象。中国人说话总体上低于文明社会水准,这些乡干部平常又习惯以上对下姿态在当地与乡民说话,不考虑其所说的话是否刺激别人,那是常态。但是对于张家这四个孩子尤其是13岁的长子张启刚来说,因遭受家暴性格内向,本来对生活已深感疲惫,听了这些话之后,会觉得自己来到世上本属多余,产生轻生之意。因此,乡干部被追责,也不算冤枉。

张方其(张启刚之父)的家庭问题,是问题家庭与留守儿童问题的叠加,不仅有留守儿童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夫妻二人都曾对孩子实施家暴,孩子心理阴影严重;妻子出走,还未离婚,就与他人组建家庭,且从不过问相距一公里之外的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张方其在外出打工之时,既未将孩子交给自己两位姐妹照管,也未为孩子寻找其他的监护人,就让13岁的长子领着三个妹妹独自生活。这实际上是将孩子置于一种无人照管的状态,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仔细读过相关报道,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从两方面入手。

技术上可寻觅的解决之道

有人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入手解决,这实在扯太远了,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中国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悲剧。我认为至少从现在开始,可以先从技术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引入文明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通常做法:未成年人不是责任主体,因此不是任何机构及成年人合适的谈判对象。这方面可直接借鉴美国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就算照搬这些,既不牵涉当局忌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党国核心利益,试述如下:

美国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里也会有各种违纪之事出现,学校对学生的惩罚,小至留校、停课,大至被罚社区服务,最严重的是劝退学。但美国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这些事情不会公布,而且在处理之时会非常小心。如果仅仅是留校,学校会打电话通知家长(法律用语是“法定监护人”),告知为什么留校以及留校时间,家长应该于几点至学校接孩子回家。但如果是停课、被罚社区服务等,学校宣布这类决定时,一定要让学生的监护人到场,说清事由,并交监护人将孩子领回家。如果监护人不在场,向学生直接宣布特别刺激的决定,引发的后果,校方必须负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学校里专门配备了心理辅导教师,发现某学生情绪低落,就由心理辅导教师介入,进行心理辅导,同时还要与学生的监护人进行沟通。

如果中国能够制订相关法规并认真推行,这次毕节四孩子自杀之事就可以避免。乡干部等在去孩子家谈复学事宜(不应该对孩子谈他们无法负责的罚款)之前,可以先寻找几位有资格的监护人:住在一公里之外但自我解除监护人职责的孩子妈妈,或孩子的两位姑姑当中的一位,在她们到场的情况下约见孩子。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减少孩子的恐惧感;二是可以让乡干部及教师避免不必要的怀疑,也算是党对自己的基层干部的一种爱护。这样做并不增加政府投入,最多是基层干部要点小补助。

这种方法是保护青少年的长远之计,但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得让孩子回复正常生活状态:与父母在一起生活。

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终解决:与父母在一起

贵州毕节事件发生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此发表讲话,除表示对该县相关干部追责之外,还提到,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很大程度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抛家别子,致使许多家庭被爱所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解决就业问题与家庭分离之苦,带动东西部产业转移,推动中西部城镇化。

中国政府从鼓励农民工外出打工到鼓励其返乡创业,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衰落,中国将失去1.24亿个工作机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留在城市里只会增加城市管理的困难,因此,中央政府“因势利导”,让农民工回乡创业。

让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是个正确的方向。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之多,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自中国妇联2008年发布《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阐述留守儿童的问题以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类似信息,比如“千万儿童一年见父母不到一次”,“被拐卖儿童中农村留守儿童居第二位”,“中国留守 儿童5800万,生存堪忧自杀率相对高”,“广东省《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针对女童的性侵害,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94%”。虽然有些地区的公益组织动员志愿者关心留守儿童,但那只是几滴小雨,无法取代 父母的长期与持续关爱。

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多少新的创业机会,寄希望于中西部城镇化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是只有天知道有多少实现可能的中国梦。我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未能“消灭”小农阶级,这里的“消灭”,是指通过城市化,让农业人口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解决户口。我当时指出,中国的难题在于无法为新增长的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即使在世界工厂鼎盛时期,中国城乡仍然存在庞大的过剩劳动力。

留守儿童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国特殊的人口迁徙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携家带口迁居,只有中国是让成年人成为“候鸟人口”,平常外出务工,骨肉分离,只有春节期间返乡,短期团聚。携家带口这一模式的缺点是让不少农村人口沦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当中,比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与墨西哥城那些著名的贫民窟,优点是全家在一起承受生活的压力与享有少许欢乐。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贫民窟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象征,认为各种犯罪活动集中,严重影响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外观,因此,一方面对“城中村”(中国对贫民窟的称呼)定期清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设置了障碍,迫使进城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留守儿童问题。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74亿,每年约新增6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除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之外,中国政府得从现实出发,允许“城中村”存在,用各种措施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要将青少年在户口所在地上学的规定,变成在居住地就地入学,尽可能地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让孩子们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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