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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30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 十八大后的政改话语与政改方向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观看十八大人事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央军委的席位安排。10月25日,中国军队四总——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与总装备部的部长同时换将。外界注意到,从新任空军司令到最新的四总部首脑全部都是近年胡锦涛任内授封的上将级将领。这表明今年令胡温等高层忧心的“军队忠诚”问题已获解决。

中共党内权力分配大盘已定,不少人开始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财新网》总编胡舒立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从薄熙来践踏法律切入,最后引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此前,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提出“新政治观”说,提出应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规定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并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人民日报》下设的“人民网”特别就 “新政治观”设立论坛进行讨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许耀桐等也都就政改这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呼吁表达了国内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以及他们对中共第五代的期望。第五代的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核心人物对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持何种态度?他们面临的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政改?
我从以下事实出发做出一些推论。

就高层的权力布局而言,这次权斗的结局对第五代很有利:

一、借第四代之手清除了内部矛盾隐患,大体上消除了习李接任后可能的内斗。根据目前放风出来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汪洋、李源潮这类能干一些、政治见解相对独立的人被挡在常委门外,常委内部张高丽这类庸才居多,反而便于习、李集权做事;二、军队高层不再是“太子党”当家,对于习近平这位未来的军委主席来说,压力就小多了。这又得感谢军方中的拥薄派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如果不发生军方力量介入9•15反日爱国游行,让高层看到军方干政的强烈倾向,可能还找不到撤去他们上升梯子的十足理由。三、行将批准通过的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从今后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去掉,“红二代”少了哭太庙谒祖灵数落当今皇上的由头。

接下来的问题是讨论第五代是否有可能考虑政改。

其实,有关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共的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的文件中,一直没有绝迹。有时候加上体制二字,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就是政治改革。其含义在中共那里也一直未明,精简人员的人事改革、调整部门职能的机构改革都算作政治改革,2005年社科院曾发布一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直到后来,在民间社会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国民有选举权、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政治权利、允许民间压力集团存在的民主制度时,中共当局由吴邦国出面宣示了“五不搞”铁则,才算是断了民间的想头。

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为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定义的问题。中国现在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解决这个体制问题的方法就是还权于民,建立三权分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茉莉花革命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民主化(如前东欧国家),或者正走在民主化道路上(如缅甸、突尼斯、埃及等),俄罗斯人民也正在为二次民主化努力。虽然各国的民主政治在成熟度上有较大差异,但基本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民众有政治权利这些要素都有。在中国,所谓民主政治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先解决执政者合法性来源,共产党必须从自赋的永久执政者位置上退下来,允许多党制,让中共以普通政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舍此之外,强调在共产党主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半只是为了救党而玩的游戏。

一位“智囊”向中南海献上的锦囊妙计已经预示着一些“政改”端倪。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10月24日在人民网访谈节目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我们党这30多年已经不断地推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要理直气壮地去讲,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理直气壮地讲,改了就是改了,改了很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示中南海,不要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为自己背上保守顽固之名,可以将以往的行政改革什么的,一古脑儿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筐,要举起这面旗帜,至于如何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解释权在朝廷。

目前在各种外媒(主力是华文媒体,港台媒体)的各种“戏说”习近平改革的报道中,什么习近平的知青经历、夫人是歌星、习爱看好莱坞大片等元素都是噱头,真正应该关注的信息是这几条:2010年夏天,习近平在海边度假胜地北戴河同支持灵活极权主义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并于当年11月访问了新加坡。去年,刘亚洲将军派一队军官前往新加坡,为一项研究做准备,据说这队军官的使命是“为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寻找出路”,研究结果预计会在11月党内职位交接完毕后呈交习近平。这说明习近平即使想政改,其效法模式也是威权型的新加坡模式。

据各种信息及目前情势推演,习近平接任之后,不会排斥“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这类用语。在推行政改的时间表上,会列出3至5年预备期。这样做,理由有很多,比如现在经济下滑,当务之急是先稳定经济,解决民生。改革事涉利益分配,为了减少社会震荡,需要慢慢来,做好基础工作后再徐谋政改。只要拿出这两点,经济精英与知识圈大多数人都会赞同。

习李接手的中国,非复当年胡温从江朱手中接过的中国之局。用围棋术语来说,邓小平是布局,江朱下了中盘的前一半,胡温则是后一半。中盘已过,大势已成,很难再重复胡温老路,第一个任期透支民众期盼再混第二个任期竭力谋求平安下车。在中国这盘大棋局中,他们虽然成了棋手,但接过来的棋局却大势已定,历史又不会给他们覆盘——重新来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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