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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5:44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 是谁把中国变成一个精神病大国?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南方周末》10月8日 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 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 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 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

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

二、 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 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 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 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上 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 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 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 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 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 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 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如黑夜行。

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 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 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 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

一 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 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 病”。去年5月 《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 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 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

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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