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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58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 周薄之案为何回归政治罪?


周薄之案为何回归政治罪?

周薄之案为何回归政治罪?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北京释放的消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周永康与薄熙来案从腐败案回归政治案。虽然政治罪确是这两位贵官的真实获罪缘由,但当局的态度却经历了从刻意“去政治化”,再回归“政治化”这一曲折历程。让消失将近30年的“反党集团”重新归来,中共最高当权者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周、薄案件的新定性:反党叛党

先说3月18日颁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可能担心芸芸众生意识不到此语玄机,微信号【学习大国】XXDAGUO专门作了“独家解读”:“非组织政治活动是非组织活动的“升级版”,踩到反党叛党的底线了”,“周永康等人践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具体参与的可能都有谁呢?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已经落马、且与周有明显交集的人”。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庄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非组织政治活动说明两点:“一、这个政治活动是非法的;二、这个政治活动不符合正式的组织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帮,搞小的利益集体,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

庄德水所说的“四人帮”大概是个比喻,不一定实指四人之数,但他解读的指向很明白,这“非组织政治活动”涵盖了薄熙来当年在重庆“唱红打黑”、倡导重庆模式,向下争取社会支持的活动。这活动确实“影响公众态度”,目的是“试图获取权力”。

中共高层如今所强调的政治化特点,恰好就是他们在薄案中竭力避免提及的。以下是简略回顾: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这是“路线斗争”。据说此论遭到党内激烈反对。路透社消息称,在5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薄熙来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以此防止党内出现更大的裂痕,同时也停止进一步追究薄熙来的支持者。薄的罪名最后落实为贪污、腐败与滥用职权。

薄熙来

薄熙来

薄周关系在薄案庭审中薄的供词中有所体现。《纽约时报》曾根据他们获得的庭审未公开材料写了一篇《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8/31/2012),指薄在未公开证词中称,关于王立军事件,他收到了来自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六条指示”,其中之一要求他“以人道之名及健康原因”来解释王立军的消失。其时,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份供词之所以未在庭审中公开,应该是出于不想牵连太多的原因。

周案与薄案完全不同。在2014年12月正式宣布抓捕之前,其工作过的石油系统、四川省政商两界均遭受大清洗,其家族成员除少数几人之外,多已入狱,为其担任过秘书的官员亦无一幸免。在周永康被捕的消息正式宣布之时,已是六罪加身,其中包含“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布“周永康所作所为与顾顺章等叛徒无异”,暗示最高可判死刑。2015年1月13日,《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中共向结党营私宣战——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文中称“周永康曾与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案件最终可能以政治罪定谳已轮廓初现。

“反党集团”重现江湖,意在“更大的老虎”

如今,无论是对薄还是对周,罪名再加多少条,无非就是家毁人散,终老秦城。那么,弄出一个“反党集团”来说事,究竟意欲何为?

目标应该有二。其一是为了安抚浮动的官心尤其是党内达官贵人之心。 “反腐永远在路上”有如在官员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惶惶不安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历任退休常委,因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家族都不干净。因此,这次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等人出面解析“非组织政治活动”踩到反党叛党的底线,结合王歧山去年12月讲过的“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在重要岗位并且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老常委们从中得到的信号是:只要不与“周薄反党集团”有啥瓜葛,金盆洗手,大概可以睡个安稳觉。

其二则是为了抓捕反党集团更大的后台。这个后台,目前很不幸的指向了被媒体冠以“庆亲王”之称的曾庆红。我这样说的依据有几点:一是中纪委刊发的那篇《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据《上海观察》介绍,作者“习骅同志实际工作地点为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监察局”,他写的文章并非“闲笔“。二是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3月5日在两会上就“庆亲王”一事发飚;三是美国亲北京学者沈大伟明确地挺曾贬习。他的《中国走向崩溃》在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之后,争论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中国是否就要崩溃之上。为了说明他的写作初衷,他在《纽约时报》3月17日的采访《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中毫不隐讳地挺曾贬习,高度赞扬曾庆红“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在有曾庆红主持的2008年以前,中国虽然出现了很多被他列为可能导致崩溃的因素,但因为有曾庆红的主持,中共这艘船不会翻,中国将继续繁荣;现在习近平的种种措施,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溃。

如果曾庆红目前地位稳固且安然无事,绝对不会有施芝鸿救主之言与沈大伟这两篇文章。去年王岐山政协讲话中明言,还有“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郭伯雄党内地位低于周,不够资格当“更大的老虎”,只能说,中纪委那篇“庆亲王”的文章确是有为而来,曾庆红本人目前处境不妙。

曾柔习刚,哪种手段更强?

“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对内,中共以“三个代表”理论营造了新阶级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外则大力推行大外宣,营造对中共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异议人士圈采用了渗透与引导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似乎有“党内改革派”存在,将与民间异议互相呼应,促进中国政治改革;对海外民运则采取了收买与打压并用的方式,让本已溃不成军的民运圈更加形同散沙。这种复杂的方式与今天习近平相对简单的方式确有天壤之别。习近平统治分为两翼:一翼是党内反腐,清除政治团伙包括腐败官员;一翼是消除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并打压一切温和的反对者。两种“治理方式”相比,当然是曾庆红的方式高明,更有弹性与容纳性。但是,实现曾庆红式的控制并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并灵活运用手下各路人马。当考虑到曾庆红的力量与网络在2009年之后介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并给习这位继位者造成了种种麻烦之时,“除恶务尽”,“不留空间”就成了习的主导思想。

周薄案件,原点是因为薄熙来想获取政治权力,发现通过“组织活动”入常无望之后开始走上“非组织化政治活动”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知这个“反党集团”的雪球最后将滚成多大?让人深为感叹的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决拒绝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忽视了一点:正是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保证了政治竞争的公开化,胜者有荣,败者不辱,大不了积蓄力量投入下一轮竞争。不为苍生计,只为这些政治大佬们自身安危计,也是民主政治远远优于独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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