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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2:05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何清涟:从成都“咕咚来了”看社会恐慌


春熙路散逃事件 (网络截图)

春熙路散逃事件 (网络截图)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社会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预料到的某事而产生的大范围恐惧和焦虑。社会恐慌感强烈的地方,极容易因突发的恐慌而出现群体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发生的群体散逃事件,很能说明中国在高压维稳下的极度不稳定状态。

*成都春熙路3.14:寓言与现实的奇幻交错*

成都春熙路3.14群体散逃事件,几乎就是中国寓言“咕咚来了”的现实版。

中国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读过“咕咚来了”的寓言。寓言有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大致如下:几只小兔子在湖边玩耍,湖中忽然传来“咕咚”的声响,小兔子们吓了一跳,正在猜想发生什么事情,湖中又传来一声“咕咚”,小兔子们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咕咚来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们先后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们看到小兔子们一边喊着“咕咚来了”一边狂跑,也害怕地跟着一起跑。最后“咕咚”逐渐地被逃跑中的小动物们描述成了一个可怕怪物。直到它们遇上老虎,带它们回到湖边仔细观察,才知道,“咕咚”原来是木瓜从树上掉进湖水里发出的声音。

以下是微博记载的这一盛世实录:

@记者刘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发生一件事: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那些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吓得跑了起来,成都人看的少数民族同胞跑了起来,更吓得尖叫跑起来,于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边叫着边跑起来……史称“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后检讨,有人说是“谣言害人”,但这个说法不能用在这一事件上,因为以前中国曾发生的大蒜事件、抢盐事件,引发事件的谣言都有个传播发酵过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几乎就是瞬间发生,整个过程如同“咕咚来了”展示的场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来了”在现实场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现场也远不及动画片上的画面美观。

*成都为何会上演“咕咚来了”现实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发生于2014年两会“曲终奏雅”的次日,发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亿人民币维稳的国度,足以说明社会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社会恐慌心理氛围早已形成。

首先,这是当局对昆明3.1暴恐事件过度反应的后续效应,即媒介恐慌诱发的社会恐慌。中国当局对昆明3.1事件的过度反应,不在于开足马力将其宣传为“暴力恐怖袭击案”(如此定性并无问题),而在于将其夸大为国际恐怖势力(比如世维会)策划的一种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动当中的一环,在于当局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遣返维人行动。这种宣传与行动的效果,必然让中国人感到风声鹤唳,将维吾尔人(也许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否则,不会出现如下场景:“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

美国著名记者、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过“拟态环境” (mimicry environ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个体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诸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来了解。因此,媒介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并在长期的与媒介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全国媒体的密集宣传及政府的遣返行动,已经让成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维族人约等于恐怖分子”的印象。

其次,中国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极易诱导出媒介恐慌。标识生存安全感的各项指标当中,社会信任程度是一项重要指标。2013年发表的《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对中国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果: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氛围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会信任的警戒线。这种情况下,突发性公共事件只要让人们感到对自身生命、财产或利益形成威胁,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并迅速传播。

第三,成都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没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让四川人创痛巨深,五年之后又发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灾密集发生的同时,四川官场又因前省委书记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员落马。这种天灾频发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弥漫,让成都人深感社会不稳定,人生无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极易诱发社会事件的氛围。

第四,成都3.14群体散逃事件与前几年全球发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质不同。前几年,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有人根据影片中玛雅预言推断出行星与地球将会相撞,更有人公开谴责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刻意隐瞒了将有天外行星撞击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辟谣。中国也很热闹,有人从《推背图》中找到相应的解说,还有人从《易经》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日期。聪明的中国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设计了“诺亚方舟”,一共卖出了20台。

*各种恐慌感交织下的社会恐慌氛围*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缘自公众混淆了媒介产品的信息属性与娱乐属性,误将灾难片中出于娱乐目的的“拟态环境”当作可能将会出现的现实场景,那么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发生,则完全缘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安全感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恐慌。

在正常社会里,消除媒介恐慌比较容易做到,比如增强公众解读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会集合行为的盲目性。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媒介恐慌只是诸多社会恐慌诱发的媒介,并非恐慌本身。中国存在的恐慌当中,有生态环境恐慌、灾难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卫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经济恐慌(经济系统的高度不稳定),这些恐慌对中国人构成极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某天各种恐慌产生交织效应,发生的戏剧性后果很难预测,绝非当局目前纸上谈兵的各种应急预案能够预先防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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