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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4:27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大而不能倒:性产业对中国GDP、就业的关系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政府在“性都”东莞扫黄,本以为是占道德优势的“民心工程”,结果引来一片讥讽,网上居然出现“东莞挺住”的帖子,而且应者云集,不少人质疑政府扫黄的动机:中国的黑暗面多了,干嘛盯牢性服务?

从道德层面讨论中国性产业是否应该存在,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使性产业就此消失。因此,本文想从中国性产业(包括上下游相关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处于“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地位出发,讨论中国性产业的出路,即非罪化(或曰“合法化”),因为只有承认既存现实,对症下药,才能将庞大的性产业导入政府管理范畴,并减轻其负面社会影响,如性病的传播等。

*色情行业的产业链条有多大?*

由于色情行业庞大,其产值在中国GDP总量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加上其消费者遍及中国各阶层,影响巨大。考虑到便于管理以及控制性病蔓延等因素,近十年来一直有人在呼吁色情行业“从地下走到地上”,即合法化。

中国政府不重视人权,讨论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权”纯属对牛弹琴。但现实是:在中国禁绝色情行业完全不可能,因为性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早已达到“Too big to fail”。

关于中国性产业的规模及其上、下游产业的范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在西方,“性产业”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地下经济”相随出现的概念。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产业,性产业主要包括三大分行业:一是直接性服务,包括女对男、男对女,或男女同性之间的卖淫;二是色情服务业,被称为“间接性服务”,包括色情按摩服务和性表演、脱衣舞、无上装酒吧之类;三是性用品和色情品(包括黄色影碟)制造、加工、运输、分销的产销行业。这三个分支行业组成的“性产业”,在中国都已具相当规模,但合法化的只有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性用品店,其余大都处于灰色状态。

东莞以性服务门类齐全与“专业”水平高,夺得“性都”之桂冠。其他地区在数量上绝不逊色,比如山西太原市公开登记的歌舞厅曾一度多达5000家,中国媒体认为其密度堪称“世界之最”。

接下来讨论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即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有多少?国家统计局不统计这个行业,只有一些研究者对卖淫业(不包括相关上下游产业)人员数量的估算。2006年4月,中国学界曾有过一轮关于“卖淫嫖娼合法化”的讨论,据网易消息,共400万从业者5000亿产值。另一篇《浅析中国色情业的规模和现状》(作者吴海,2012年3月4日发表),其中提到的数据是:中国每年性产业产值总额约为4980亿,性工作者人数约500万人。另外一篇被国际人权组织广泛引用的世卫组织关于中国性病的报告中提到,2009年中国的性工作者(女性)为4-6百万人。

为什么多年过去,性工作者人数增加但性产业的总产值却未增加?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自2008年之后,中国日渐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底层女性大量涌入该行业,增加了性服务的供给,但需求总量变化不大,因而服务价格呈下降趋势。

*黄色GDP在中国GDP总量中占比估算*

以下是对性产业对GDP总量的保守估算。

据中国媒体披露,在“性都”东莞,与色情服务行业相关从业人员30-50万,与色情服务行业产值可能高达500亿元,约占当地GDP的1/7。其余城市,比之“性都”自然要逊色。以下是我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GDP总量与上文提到的同年性产业产值相比较而得出的估算:

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18.31万亿元,5000亿即为GDP总量的2.7%;2006年中国GDP总量20.94万亿,5000亿占GDP总量的2.4%。

对百分比感觉不那么敏锐的读者如果对以上占比不吃惊,可以再与同年其他行业产值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加以比较:2006年,中国房地产业产值为9664亿,占GDP总量的4.5%;餐饮业产值为4792亿,占GDP总量的2.2%。据《中国美容经济年度报告》(2007)数据,继房地产、汽车、电子通信、旅游之后的中国居民“第五大消费热点”的美容业当时占GDP比重达1.80%,从业人员总数约1120万人,是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该报告预测未来三至五年,中国美容经济年产值将超过5000亿元——即性产业2006年的产值规模。

由此可见,中国性产业在中国的新旧行业中的地位不可忽视,以该行业对GDP与国民就业的贡献之大,早就到了Too big to fail的地步。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为底层民众造出新饭碗,就算是某任领导要“辣手摧花”,一个牵涉到500-700万人的就业出路,2-3千万人生计(因为性工作者要供养家人)的行业,将会顽强地“复活”。

*性产业非罪化应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性产业繁荣催生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在性产业非罪化并纳入社会管理范畴后可得到解决。

一、性产业早就成为警察与黑社会共管的一个领域,警察利用权力寻租收黑钱是公开秘密,黑社会则向从业人员收保护费,性工作者不仅要遭受双重盘剥,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成为犯罪分子谋财害命的对象。性产业地上化可以改善这种状态。

二、性产业的地下状态导致性工作者不能定期进行体检,由此导致性病传播,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早在2010年6月,中国卫生部发布的传染病疫情通报显示:全国(不含台港澳)报告梅毒发病32190例,死亡2例,发病数居前乙类传染病第三位。性病增长迅速,过去15年,全国胎传梅毒病例数正以平均每年70%以上的速度递增。尤其是广东梅毒发病持续稳定上升,2012年,广东每十万人就有50个人新发梅毒,是全国发病率的1.5倍,每200个孕妇就有一个染梅毒。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论文称,梅毒发病率最高的是上海、浙江、福建、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

因性病传播导致人口体质下降、国家衰亡有古巴比伦王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为鉴。由于性产业的消费者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即使为中国人口质量考虑,也应该让性产业地上化,立法要求性工作者定期体检,发现有病则要求及时治疗,控制性病的传播。

三、红灯区的地上化,可以减少官僚群体肆无忌惮地公开消费。

鉴于性产业及其相关的色情行业在中国早就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条,容纳了庞大的就业人群,不少社会底层(包括少数中下层)家庭都依赖这一行业谋生。在中国经济减速,正常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与其屡屡兴起没多少实效的“扫黄”运动,不如承认“繁荣娼盛”这一现实,学习香港、台湾、泰国等地区与国家的经验,将性产业非罪化,纳入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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