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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9:18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何清涟:“净网”不能化解社会怨恨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最近,中国政府集中全力“净网”,希望将各种批评声音,包括各种社会怨恨声音从网上消除。除了抓捕几个网络大V以示“净网”决心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其中浙江省的“战果”最“辉煌”,该省公安厅不仅公布了十大网络造谣案例及清理谣言、训诫人数等具体战果,还表示即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据说手机实名制即将强制实行。

*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药不对症*

国内一些媒体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有些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在警惕“民谣”之时,更要警惕“官谣”,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造谣。但从声势来看,这轮“净网”是由中央政府坐镇的全国统一行动,是北京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一大招术。

8月中下旬之交,中共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此语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放弃邓小平时代用“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方略,试图恢复毛泽东用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的模式。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连发数篇评论,9月2日的文章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指出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 哄甚至围攻”,认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问题是:就算北京亮出了“净网”这把“利剑”,也只能治表,将各种社会怨恨之词从网上消除;却不能治本,将弥漫于中国人心中的各种怨恨化解。

*中国社会怨恨的类型*

一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社会怨恨。这种怨恨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各阶层针对政府而发的共同怨恨。这种怨恨由于政府的掠夺、官员大面积腐败、政府不作为、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系统远高于其它阶层,以及“官二代”现象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兼政治高压,无论是政府政治伦理还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无论是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已遭受严重破坏,受伤害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对此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又不甘于就此堕落,因而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恨式批评”。这种“怨恨式批评”多产生于社会阶层冲突尖锐,人们对政府极端不满之时。官方越是提倡“弘扬主旋律”,越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现存体制(即体制性护短),引发的怨恨式批评就越强烈。

二是弱势群体对政治上层及中产阶层的怨恨。由于中国是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加之大学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功能已经严重丧失,底层青年希望摆脱贫困的的唯一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产生了强烈的底层认同情绪,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并成为底层人士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要依据。中产阶级在一些社会底层的眼中,成为政治上层的盲从者与利益共享者。

三是因民族冲突与宗教信仰受控制引发的社会怨恨。现阶段,西藏与新疆少数民族对现政权的怨恨,已不可避免地以藏汉矛盾与维汉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北京当局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引发的社会怨恨也在蔓延。这种社会怨恨,在国内的网站与微博上因为网络管制而不明显,在推特上就特别明显。

四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怨恨。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受欺压历史,经过官方教科书努力塑造而化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怨恨,并将这种怨恨导向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两极,一个极端是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打压中国;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帮助中国民主化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且应该放置于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之上,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进行各种合作、谈判,这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很虚伪。这两种情绪都产生对西方国家的怨恨。

有人据此总结:“中国人各自的中国梦:上层的梦想是继续奴役,左派的梦想是当屠夫,中产的梦想是做最后一只被宰的猪。”生活于一个弥漫着社会怨恨的国度,任何人生活于其中都会深感绝望,并产生强烈的无出路感。

*化解社会怨恨要治本*

上述所有种类的社会怨恨,都源自政治结构,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乐见成功人士倒霉的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怨恨的表现。因此,只要政治结构依旧,社会怨恨就无法化解。

这种社会情绪已经化为一种社会共同情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生活于这种社会情境中的国人,遇事先进行道德审判,站队表态代替了沟通,“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成为一些激进人士经常讥讽打击的对象。笔者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不免会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在保护幼女上中国应该怎样做等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帮助中共延命。一些本来还算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虚拟空间的脏水唾沫,部分退回了书斋,还有少部分则采取迎合态度。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种社会怨恨很可能外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北京当局显然是看到了一点,因此要“净网”。虽然当局也明白“净网”这种体制性护短行动最多只能让社会怨恨从网上消失,不可能根除深植于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怨恨,于是想到要重建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怨恨产生于利益的严重分裂,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流于虚幻且丧失社会整合功能,根本无法弥合利益分立带来的精神分裂,更何况,以马列主义、毛邓三科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身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抛弃,邓小平理论更是在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倒是想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但无论是共产党本身还是被定位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经济精英,都是社会怨恨的主要对象。

自古至今,想通过政治暴力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独裁者(或专制政权),并不只有今天的中国政府。古代中国有厉王止谤的教训,今天的国际社会则有刚走入历史的萨达姆与卡扎菲。可以预知,中国政府的“净网”行动,是一种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偷懒,在短期内固然可能收效,但这种通过政治暴力达成的舆论一致,只会导致社会压抑加深,造成的反弹也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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