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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33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韩连潮:以日本为鉴走民主宪政之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短文之一)


日本明治天皇肖像(日本每日新闻社图片)

日本明治天皇肖像(日本每日新闻社图片)

编者按:这是韩连潮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围绕日本帝国崛起和扩张根源及教训的主题,我和日本知名右翼作家、政治思想家伊藤贯先生连续进行了几次对谈。

伊藤认为这个根源要上溯到明治维新。

他指出,许多人仅仅看到明治维新使封建日本走向现代化强国的积极一面,然而并不了解其破坏社会传统、导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负面影响。伊藤先生解释道,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统治,让政治权力经过近一千年的虚君之后,重新回到了天皇的手中。为了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加强天皇的绝对权威,维新人士大力鼓吹对天皇的盲目崇拜,独尊神道,废佛毁释,致使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日本佛教几遭灭顶之灾,四、五千座庙宇毁于一旦,佛像和经文被焚烧,僧侣被抓去参加皇军。与此同时,历史更为悠久的儒家学说的传授也被禁,而为法、德式教育制度所取代。德川时代日本学生每天最重要的活动是诵读四书五经二至三个小时,而明治时期教育部下令禁止学习儒家经典,而要求每周阅读英德和英法书籍20至25小时。到了大正时期(1912-1926),很少日本人通晓汉语,阅读儒家经典了。

伊藤的结论是,这一废佛禁儒的做法切断了日本人的文化传承,使其丧失了从佛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中所获得的思与行基础,导致日本过快西化,廉价地模仿西方,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全盘接受这些理念的同时,又竭力宣扬绝对尊崇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凡此种种将日本一步步推向了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不归路。

人们对日本明治维新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解读,尤其是影响社会变革的力量交织,错综复杂,很难确定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认为伊藤先生的观点精辟独到, 值得我们深思。不过,我不赞同他日本西化过快的说法,以为西化不到位才是问题所在。

毫无疑问,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大破大立,通过对外开放,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在短期内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创造了后发赶超的世界奇迹。然而不幸的是,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其总体战略仍未脱离"和魂洋才"的思路;为了坚持实行日本特色的现代化,保持日本意识和精神,明治维新的精英们将天皇的权力绝对化, 而将西方文明演进的精华 --天赋人权和民主宪政--拒之门外。

实际上, 明治维新是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精英利用西方列强的逼近,挑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现代化转型为手段而进行的权力争斗,其目的是确保少数封建精英的永久执政。为此,日本迅速地引进了西方之恶,而排斥了西方之善,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外在形式, 摒弃了其核心价值。我认为这才是日本帝国走向侵略扩张、给亚太和日本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主要根源。我的理由如下:

1853年, 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舰队、带着美国总统的国书和进献给天皇的大量现代工业生产的礼品进入日本江户湾,企图说服日本当局与美国建交,改变锁国政策,开放口岸。次年,两国签订《神奈川条约》。1858年,美国驻日领事经过二年的艰难谈判,终于与幕府正式签订首个贸易条约,即《日美和亲条约》。随后,其他欧洲国家也步美国后尘先后强迫日本签订类似的贸易条约。

西方列强并没有像对待中国一样用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但日本封建精英们认为与美欧签订的贸易条约为不平等条约,这些强加在日本头上的条约是国耻,必须富国强兵,加以废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这些不平等条约负有主要责任的德川幕府必须下台,还权于天皇。于是,还权与反还权两派之间发生争斗,引发了明治革命。

事实上,虽然现代船舰的确给日本统治精英带来了震撼,但他们有意夸大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威胁和日本国家存亡危机。譬如,在"黑船事件"中,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口岸旨在救助失事的美国船只和船员,以及为前往亚洲的商船提供给养和加煤。据当时日本官员的记载,佩里在谈判中称,贸易是次要问题,因为商业活动并不一定给人们生活带来惠益,所以他不坚持要求日本与美国进行贸易。

可见西方列强,至少美国当时并没有打算将日本当殖民地吞并,或强行与之贸易。之所以宣扬西方威胁论,是因为明治维新的主力萨摩和长州的藩阀与幕府积怨已久,为了与幕府争权夺利,他们利用西方列强的扩张,大打国家安全牌,提出"尊皇攘夷"的主张,并以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保持日本性,加强日本团结为口实,将天皇神化和绝对化,向国民强行灌输只有天皇才能救日本,用神道和民族、爱国主义为国民洗脑,从而增加其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倒幕成功后,明治藩阀又通过宪法,进一步确定天皇万世一系、与天地共存的神敕主权,以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神之子孙的民族之父地位。还确定了天皇指挥枪的军事统帅权,皇军成为天皇的私家军队,军人必须绝对效忠天皇,服从命令,随时准备为天皇献身。至此,天皇已经集立法、行政、司法及统率军队的权力于一身。

我们知道,欧美宪法的原则之一就是将绝对权力关进笼子,通过三权分立等权力制衡措施,防止任何一方坐大而导致专权、滥权和腐败。而日本连宪法本身也是天皇赐颁,天皇高于宪法,天皇领导一切。在这一国体下,天皇的绝对权力基本上没有任何制约,三权分立仅仅是改善行政的安排,并没有真正制衡权力。譬如,日本当时虽然建立了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议会,但贵族院议员由皇族、华族及敕选议员担任,他们可以任意推翻众议院的立法和决定;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只有缴纳高额税赋的日本男性才能参与,这些人大多为乡村地主和城市企业家,他们仅占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一。所以,议院实际上不过是天皇和明治藩阀们的立法咨询机构而已。天皇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立法,而其否决不得被议会所推翻。天皇还可以随意解散议会。

这种将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封建元素混杂在一起、以至高无上的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确使日本在短期内崛起为世界强国,但同时也将其引向了侵略扩张、自取灭亡之路。二战前夕,皇道派军人就是以日本失落了明治维新时期纯正的帝国精神为由而发动政变,加速了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他们以“八纮一宇”为道德使命,意欲征服亚太与世界,将天皇之光普照世间的四面八方,让“日本神国”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民族”将亚太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日本和亚太国家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在军国主义将日本推向毁灭之时,国内竟然没有一丝反对声音。这是因为明治维新精英们在建立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排斥“天赋人权”这一西方文明的精华。“天赋人权”强调人的基本权利与生俱有,不为任何人和政府所恩赐和剥夺。早在明治维新之前,这一理念就融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等都对此予以肯定。

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明治维新元老

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明治维新元老

明治维新时期,伴随着日本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束,民主思潮也涌入这一岛国,导致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虽然明治藩阀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响应了自由民权活动人士四民平等的吁求,实施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但对民间草拟宪法,要求建立议会、言论集会自由的活动却进行了严酷的镇压。明治藩阀们通过刚从西方学来"依法治国",通过制订一系列打压自由民权运动的法律,其中包括《谗谤律》、《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令》等,解散民间民权组织,流放抓捕自由民权活动人士。譬如《集会条令》严禁政府公务人员、教师,士兵、学生等参加任何政治集会。1887年,明治政府又通过《保安条例》将中江兆民等500余名自由民权运动活动人士从东京驱逐。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指责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主张“企图颠覆国家的统治秩序”,所以不能为日本所采纳。

因而在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中,表面上赋予了日本人民一些诸如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但又对这些权利进行了实质性限制,使之有名无实。与此同时,还明确指出这些有限的权利也是天皇恩赐的。《明治宪法》更多地强调了臣民的义务,实际上是先发制人地扼杀人民大众日益觉醒的参政意识的举措。

即使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的大正时期,日本政府仍然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将反对以天皇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和主张共产主义的人士入罪,其最高刑长达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该法又被进一步修改,大大增加了入罪行为,并将最高刑提高至死刑。在1930至1945年之间,日本根据此法抓捕了75,000人,并对新闻和出版进行了严格审查和监管。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媒体的自我审查和民众的被迫和自愿的顺从,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而另一面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右翼团体发动的骚乱层出。据统计,在1922年到1944年间,日本至少发生了64次重大政治暴力事件。亚洲文化学者布汝马( Ian Buruma)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在非民主宪政的极权政府统治之下,公民无权参政议政,常常会导致采用比统治阶级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形式来反抗政府。这一洞见让我们对极权统治引发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政治失控的恶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以美国主导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下令将国家神道教与政府剥离,并要求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走下神坛,否定其神性,重获人性。盟军总司令部还制定了一部新《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人民才真正享有基本人权,妇女第一次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国家的主权最终回到国民手中,实现了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为立国原则的民主宪政。

70年来,这一民主宪政让日本从战火的废墟和灰烬中重生,再次创造奇迹,崛起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与明治维新之后到日本战败前的70年比较,民主宪政下的日本没有出现重大动乱和折腾,没有军事政变、暴力革命和频繁的政治暗杀,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取得了人民富足、社会安宁、政治稳定的巨大成就。对比之下,民主宪政和极权统治的优劣立现。

中国权力中枢所在地中南海的大门新华门,两侧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

中国权力中枢所在地中南海的大门新华门,两侧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

中国过去也曾学习和效法明治维新和日本帝国的崛起,但因种种原因未获成功。如今,与二战前天皇御用学者一样,中共学者也因军力迅速提升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认定他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崛起的新路径。但只要我们仔细剖析,就不难发现所谓“中国模式”并未跳出日本帝国的兴亡周期律,今天的中国和逝去的日本帝国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切断千年传统,引进马列暴力;把马列教义与中国封建元素熔于一炉,维护中共权贵封建家长式的长期执政;神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将其奉为绝对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及其党魁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宣扬中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代表;奉行先军强兵,倾国力发展军事实力,将军队当作党卫军为其一党专制保驾护航;权贵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以法治之名,行打压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之实;打着不平等的幌子,强行改变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一言不合,动辄言战,威胁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共荣圈,掠夺经济资源,大搞新殖民主义;打造红色帝国,企图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西方文明等等。

回望中共专制统治的60余年,政治折腾不断,国无宁日,民无安居,千百万人死于非命,其暴烈程度和政治空间的狭小远甚于日本帝国。而如今,中共的种种做法显示,它在加速步日本军国主义后尘,将中国引向毁灭之途。为了人民的福祉,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日本帝国覆辙,中国必须以日本为鉴,走民主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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