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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9:53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印尼政府拒绝接受海牙法庭“反人类罪”判决


1965年10月30日,在印尼共产党政变未遂后,印尼军队逮捕共产党青年,押往监狱

1965年10月30日,在印尼共产党政变未遂后,印尼军队逮捕共产党青年,押往监狱

7月20日,海牙国际人民法庭(The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IPT)判决印尼政府在1965年的大屠杀中犯下“反人类罪”。法庭建议印尼政府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调查并惩处杀人者,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对于法庭的判决,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和数位官员纷纷表示,这个法庭的裁决没有法律约束力,印尼政府没有义务遵守。

印尼人权组织寻求国际法庭裁决

自从1998年军事强人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人权组织和幸存者们就开始呼吁,就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屠杀以及践踏人权事件寻求正义的裁决并问责。这些组织曾多次向印尼政府递交过请愿书,但几乎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答复。

由于在国内寻求正义无门,印尼的流亡人士、人权活动家、受害者成员等组织在荷兰海牙倡议并筹建了“国际人民法庭1965”(IPT 1965),由南非大法官雅库布(Zakeria Yacoob)出任首席法官。法庭于去年11月10日到13日举行了庭审,先后有20多位证人出席了听证,整个过程通过互联网向全球进行了直播。

今年7月20日,首席法官雅库布在南非开普敦宣读了法庭的裁决。法庭认定,印尼政府在1965年的大屠杀中犯有“反人类罪”,40万到50万的印尼人遭到了残酷的杀戮,另有大约6万人蒙受了监禁、奴役、酷刑和性暴力等罪恶行径。法庭敦促印尼政府做出公开道歉,调查并惩处杀人者,并对受害者家属以及幸存者进行赔偿。

法庭还判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印尼政府的帮凶,其中,美国不仅向印尼军方提供了武器,还提供了数千人的印尼共产主义分子名单。英国和澳大利亚利用本国媒体,帮助印尼军方向国际社会进行“政治宣传”(propaganda)。

印尼官方拒绝接受裁决

在2015年11月“国际人民法庭1965”开庭时,印尼政府还没了解法庭的性质,就开始指责荷兰政府试图干涉印尼内政。印尼政法与安全统筹部长潘才旦(Luhut Binsar Panjaitan)当时表示,印尼不会对外国的干预唯命是从,他指责荷兰在殖民印尼期间曾犯下过大量反人权罪行,现在反过来扮演“正义”的角色,简直是一种“耻辱”。(潘才旦以为该法庭由荷兰政府主导。)

7月21日,在法庭公布判决后,根据法新社报道,潘才旦再次表示,屠杀与否“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上司,印尼有我们自己的系统。”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纳西尔(Arrmanatha Nasir)宣称,这个法庭根本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印度尼西亚没有义务遵循法庭的建议。印尼国会发言人寇马儒丁(Ade Komarudin)则认为:“印尼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团结一致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

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同样拒绝接受法庭的裁决,根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该发言人宣称,这个法庭“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法院或法庭,而是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澳大利亚拒绝“认为它在50年前那些事件中起到了任何形式的‘同谋’作用。”

印尼总统佐科在2014年大选期间曾经表示,一旦当选,他将致力于公正解决国家曾经经历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对于60年代的大屠杀,佐科也曾表示过,可以在全国进行讨论。今年4月,正是由于佐科的首肯,印尼召开了一场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讨论会。不过,那场讨论会之后,印尼政府对于大屠杀事件的追查便不了了之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旨在“警惕印尼共产党卷土重来”的媒体攻势。

印尼民间的反应

相对于印尼政府的矢口拒绝,印尼民间对判决的反应相对理性。《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7月22日 发表了题为《我们自己的大屠杀》的社论,社论指出,摆在印度尼西亚面前的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潘才旦部长所说的,拒绝法庭的判决。毕竟,那不是一个正式的司法程序,可以当作是那些专门制造麻烦的活动家们的例行勾当。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底线,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用外国势力插手。不久前,我们已经召开了两场关于60年代动乱和流血事件的讨论会,政府正在研究讨论会给出的建议。”

“另一种选择,是将这种恣意的侮辱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的集体意志和能量,去正视我们的过去……佐科总统之所以能当选,正是因为他曾经承诺过,要摆脱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结束那个逃避责罚和自我否定的时代,我们才能继续向前,实现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潜力。”

印度尼西亚大学政治学讲师瓦昏宁格罗姆(Ayu Wahyuningroem)发表了题为《正义被否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描述了4月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国际人民法庭1965”形成的一些细节,回顾了近年来印尼人权状况取得的一些进步。

他表示,印尼国内对于1965年事件态度的转变,有三次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是2013年,由人权组织“真相和正义联盟”(Coalition for Truth and Justice)在印尼5个城市举办了有关各种侵犯人权事件的听证会;第二次是丹麦导演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两部纪录片 —— 《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和《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印尼的那段历史;第三次是2013年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Palu, Central Sulawesi)市长对当地受害者做出了正式的道歉,并在辖区内开启了针对受害者家庭的补偿项目。

不过,瓦昏宁格罗姆也对今年4月研讨会后印尼军方的行为表达了质疑。他说,印尼国防部长和几位退役将军都公开反对研讨会的主旨,并危言耸听地警告印尼共产党即将卷土重来。紧接着,印尼军队联合“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 Defenders Front)等宗教性组织,强入民宅,没收并毁坏一切印有斧头镰刀图案的物件,没收并销毁任何他们认为是“左派的书籍”,扰乱记者团体和工会的聚会。今年6月1日,几名退役将领和宗教界人士在雅加达召开了一次“反共研讨会”,而会议的赞助方除了像伊斯兰捍卫者阵线这样的宗教组织外,还有政法和安全统筹部长潘才旦的办公室。

瓦昏宁格罗姆写道,这一切都像是1965年那场流血事件之前发生过的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佐科总统试图解决1965年侵犯人权事件的承诺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真正的风险是,在书写印度尼西亚的真理和正义历史完成之前,现实却成为了那本书的最后章节。”

视频:印尼50年前政变屠杀幸存者寻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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