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链接

中国时间: 15:09 2016年09月25日星期日

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许对李敦白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当时是积极支持文革、参与“造反”的在华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城红极一时。但他自己后来也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入狱10年,罪名是美国特务。文革结束后,李敦白携中国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移居美国。如今距离文革爆发过去了50年,这位95高龄的文革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文革经历与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些报纸之后刊登了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

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 ,参加工会和民权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昆明。战争结束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的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入狱,1955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出狱。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

革命热情

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

50年后,李敦白在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听到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讲话,当他看到个人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他“很兴奋”,并且认为,自己参与文革,即便“最后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说到这里李敦白笑了起来。他用流利的中文说:“当时我是最最积极的支持。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学生讨论、多数通过去执行,这个以前都没有。我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李敦白说,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的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李敦白说:“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它来消灭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当时的青年,他们知道什么叫民主吗?”记者问道。

他说:“糊涂蛋,根本不知道。不要说他们,连49(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都懂得民主是多数说了算,很少懂得少数派是要保护的,少数人要让他发言。一般谁在广场当天做领导,都不让对立面的人发言,一发言就轰他。那么真正的民主,你不能保护反对派、少数派的权利,这个民主很快就会变成霸权,会变成专政。现在说得挺通了,当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训,想了(才懂)。”

造反夺权

李敦白积极投身于这场他所认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国专家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 “三人小组”的主任。一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

李敦白说,他实际上把实权交给了组内另一名成员康树集,自己担任顾问,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他后悔没有彻底请辞主任一职。

他说:“后来我发现了,有些党员干部,他脑子里想的,跟我想的并不一样。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权,想他的地位,他的权。”

“你想过要权吗?” 记者紧接着问道。

李敦白:“我没有。我对权没兴趣。但是尽管这样说,我有权倒不怎么样,但名,我有大名,全国的大名。。。是这个东西很迷醉人。”

句句真理

成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处演讲,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索要签名,他也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过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广播局局长梅益等人的批斗会。

“多了。好几次。斗梅益、周扬、陆定一。” 他缓缓地说道。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发言。

对于这个批斗会,李敦白说: “那时候批王光美的,在清华,江青是要我去的,周总理直接讲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听了江青的,不听周恩来的。这是错误的。”

李敦白说,文革的时候,他认为“毛泽东讲的就是真理”。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信念时,李敦白答道:“傻啊。真的。就是把批判的功能完全放弃。把批判放给党。……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是从一个挺舒服的中产阶级家里来的,这个美帝国主义那时候算中国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我,把我当同志,我要特别小心,不能成为一个弱点,不能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害了他们,成为弱点,所以就很容易过左。所谓宁左勿右。”

他说:“一种思想意识,不敢批判得看它,一个本来比较温柔,好心的人,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儿。因为他把自己的心就变硬了。他觉得这是为了什么伟大目标来做的,什么都不管。

暴烈行动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和“打倒阶级敌人”为名砸毁古物,批斗迫害被视为“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人,而各个派系之间也陷入争斗。文革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疯狂运动。

记者问:“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场面,你有怀疑过文革是民主吗?”

李敦白说:“没有。我应该怀疑,但是我没有。……我觉得这是过激的行动,但还是革命的行动。”

记者问:“都有哪一些批斗打人的行为?”

他说:“打人我好像没看过。打梅益我看过。打一下。这个喷气式我看过,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脑子是空的嘛。你认为有这种革命行动,历史才能进展。”

李敦白说,他虽然没有参与暴力,但实际上是支持了暴力。

他说:“我们局里,我们局长梅益,我们有些技术部门的年轻人,梅益在外边在院子里做劳动。这些小家伙有些人来了就打。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是年轻的,他参加文革很积极,但是他劝这些年轻人,这些不对,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走了以后,我就批评了他,我就说,群众有这种革命精神,你给他们泼冷水,会伤害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了。”

为什么支持?他答道:“因为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所以我觉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这是错的。”

那个疯狂的年代渐渐远去,但是李敦白说,这些事情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他说:“我参加了斗争,这么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时候,什么这个肃反,每一次运动,我都参加了。那时候说了人,好人,这个是心里很痛的事。实际上,心痛的就是这一件事,别的,我糊涂办糊涂事,那我就糊涂,那怎么办?我觉得我不是觉得有罪,但这个事我觉得做得有罪。”

二度入狱

政治风云变幻,斗争对象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场”文革的外国人,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重要目标。在广播局身居要职大约6个月之后,李敦白的人生从云端跌落谷底。后来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狠”,“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

李敦白说,他的好友、也是外国专家的马海德(George Hatem)曾经劝他不要参与文革,但是他没有听劝。

他说:“他说,不要卷入中国的政治,没好处。我说,你保守。还有德国人汉斯·米勒(Hans Müller)大夫,他们不参加,他们劝我。要听他们就好了。”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解散“三人小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使命”。当年圣诞节那天,他被软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点半,他从家中被带走,关押于秦城监狱。罪名是美国特务。

这是他第二次被控间谍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单独监禁6年零三个月,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谁人之过

李敦白说,他是在出狱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文革是怎样的一场灾难。

他说:“我一直坐了10年牢,出来以后我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灾难。我刚回来,一些老朋友,都是老干部,刚解放出来。他们说,你不要着急,你就听老婆的话。结果我在里头(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她在骂康生,我说,怎么,康生是中央领导,怎么能骂他?我小儿子,那时候12岁,他说,爸爸说话怎么跟‘四人帮’差不多?(笑)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敦白接着说:“两三年以后,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错误的,这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整套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本来说通过专政可以达到最高级的民主,实际上,你通过专政,你就得更多的专政。你推翻专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儿理解了,就觉得很舒服。……你原来有幻想嘛,你解除幻想,就觉得应该轻松了。”

为什么文革会发展到成为一个大灾难?李敦白说,是领导错误。

他说:“根本问题是领导错了。领导是让他们造成灾难,不管。领导是不管。发动他们,不允许反对他们。毛泽东有一个根本口号,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不破不立,破在当头,立在其中。所以人家说,不行,乱了。他说,唉,我希望乱,乱到头就好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你不要担心,你就砸烂,旧的一套都砸烂,这个就会带来新的建设,但是没有。烂了还是烂了。

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阴谋家。……我觉得毛泽东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根本的罪恶,在于他狂。他认为他有权发动这些庞大的运动,他改变了影响了几亿人的生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当被问及文革是个人的错误还是制度问题时,李敦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份儿嘛,他们都有他们的份儿,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错误,应该说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导作用的人。……这个东西,定罪,我觉得也是作用也不大,你定了罪又怎么样?事实发生了,就是那样的。为什么发生,这倒是要仔细研究。为什么会那样,根本的问题,没有民主思想,完全没有民主思想。你让一帮群众自己选领导,那真是民主吗?如果不让别人说话,那真是民主吗?还是个集体的专政?”

他说,虽然文革是一场灾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代价巨大,但是“没有文革和文革的失败,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返回故国

1980年,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王玉琳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李敦白说,他回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国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和资本主义做了和解。他和妻子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直到现在。

李敦白说:“后来回到美国,我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些大公司首脑、资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则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讲道理的人,这个跟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想的就不一样。”

谈到自己曾经的共产主义信仰,李敦白表示,他仍然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没有阶级、战争和歧视的社会。

如今,95岁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凤凰城和西雅图两地。他说,他从1945年到中国的时候就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架桥,这种愿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国,仍旧未变,只不过是在桥的另一边做些贡献。这位曾经的中共党员笑言,《人民日报》仍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

民主慢来

谈到当下的中国,李敦白说,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改革面临阻力,如果要打开这个局面,则需要开放民主。

他说:“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领导一切,和一个开放的市场,不行。不可能的。所以就要看有没有决心来搞经济改革。如果真有大决心的话,它得停止这一套压制人的。”

李敦白认为,中国能够慢慢地实现民主。他说:“我觉得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要真正的民主,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大家得懂得什么叫民主,怎么样来民主管理,就刚才说的,不能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你也得照顾少数人。但是可以做的,我觉得,一步一步做。”

他接着也说道:“但是问题,如果威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会允许的。所以我知道薄熙来是不会长久。香港是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闹的话,我可能还信任你,愿意给你多点权,你一闹,他们要独立,那更厉害要压它。那你要告诉年轻人不要争取,那也不容易。中国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么可能?只要有政权,它不可能的。这不是见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泪的,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权,管权的。”

不过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像蒋经国那样以独裁结束独裁吗?” 记者问。

他说:“最后可能有类似的东西,我觉得。不会很快。”

回顾自己在中国的35年传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说,他没有怨恨,即使是入狱16年。他说,看到中国前进发展,他为自己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个“微小的作用”感到高兴。

显示评论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