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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7:47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出五百年后仍有人看的书 - 专访《红色新闻兵》作者李振盛


李振盛所著、出版的《红色新闻兵》 (网络截图)

李振盛所著、出版的《红色新闻兵》 (网络截图)

50年前用相机记录了文革的摄影师李振声37年后在纽约出版了《红色新闻兵》一书,随后的十几年里,他的文革照片像出土文物般日益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他本人也因用图片为那段大历史提供了见证而蜚声全球。

李振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 在黑龙江日报任摄影记者记录文革时他26岁,出版《红色新闻兵》时他63岁。现年76岁的李振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披露了自己“大器晚成”的原因:他很早意识到一个摄影记者应该用相机记录历史;他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立志要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说,当年他到报社后在第一篇日记里就立下誓言:第一,绝不老死黑龙江,第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文革中他的这篇日记被抄成大字报批判,但“越批判我越记住了自己的誓言,二十年内要离开黑龙江,三十年要游走世界”。他说,“原来鬼使神差的两个誓言,后来因为天助神佑居然都做到了。”

谁是他的天?谁保佑了他?从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读者也许能找到答案。以下是专访实录:

问: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现在你已经成为中国文革图片的代表人物。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在什么时间点上觉得要用相机来记录文革的?想想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相机又那么稀有,你是怎么想到做到这点的?

李振盛:文革开始时我是26岁的年轻摄影记者,拍照采访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在文革开始时,人们在欢呼,包括我在内,我为什么感到兴奋呢?那时大学生毕业到机关工作带有原罪性的帽子,就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没当过工农兵,没锻炼过。这个帽子不重也不轻,反正有什么事总让你去锻炼。我参加过户口普查、两期四清,后来赶上文革,心想,这是摘掉“三门干部”帽子的好机会。毛泽东说,文革的目的是反修访修,文革的歌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革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想,在文革中我肯定能摘掉“三门干部”的帽子了。

李振盛拍摄枪毙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拍摄枪毙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文革十年拍了10万张底片

但后来我发现文革批斗革命老干部,尤其批省委书记任仲夷,他跟新闻界混得特别好,但被批得很惨,我觉得不人道;又看到哈尔滨一个东林教的喇嘛台被拆毁,还看到极乐寺的和尚被批斗,我想宗教也是文化,这不是在促进文化大发展,而是在毁灭文化呢。所以,我从那时开始产生动摇了,从原来衷心拥护,后来就产生动摇,促使我去多记录,尤其那些负面的东西,不见报的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久而久之,文革十年以后,按照报社发的胶卷数量来计算,拍了大约有10万张底片。

问:那时你有没感到这样做很危险?

李振盛:有。当时报纸规定只能发正面的、歌颂的、拥护的场面,学毛著的场面的照片。凡是负面的,批斗啊、游街示众啊、戴高帽啊、抹黑脸啊、抄家啊,一律不准见报。所以在我们摄影记者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要拍有用的照片。所谓有用就是报纸能用。报纸不用的就叫没用。那么我就在拍有用的照片的前提下,拍了一些没用的照片。

拍没用的照片是很犯忌的。我经常被同事举报,说他又拍了一些没用的照片。因为我们拍的胶卷,底片放在烘干箱里,大家的底片都在那里烘干,一看,小李,你又浪费胶卷了,向总编室主任去报告。领导就找我谈话,你怎么总浪费公家的胶卷,拍没有用的?所以拍负面照片真的是受到领导不断地批评。我是表面接受,但是总是不改正。

正面、负面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比方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批斗省委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和负面的。魔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啊,肯定不发稿。我都把它拍了。

问: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李振盛展示任仲夷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展示任仲夷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摄影记者应该做历史的记录者

李振盛: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长春电影学院,有一位老师叫吴印咸,延安时毛泽东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后来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我们电影学院成立后请他来讲课。他讲的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两句话,见证人,人人可以做,只要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算见证人。但你有记录的资料吗?我手里有相机,相机最大的功能是记录纪实,所以我就多拍了一些记录。我做到了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又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记录的方式很多,文字记录,电台的人去录音,这也是记录,还有美术编辑画画,但最好的是影像,那时没有可能拍活动影像,那就是照相机,拍照片。所以当今就是一句话,说有图有真相。这个有图有真相的概念就是它可信。我的一生当中,吴印咸老师的教导影响了我的摄影生涯。

问:当时你想没想到过若干年后这些没有用的照片会非常有用?还是觉得先记录下来了再说。

李振盛:记录下来再说也是认识到将来会有用。不认为它有用,我就可能不那么记录了。我记录地很刻意,也很完整。每一组照片,比如剃鬼头,或者批斗资本家,我都从头到尾有一个连续的画面,完整的纪录。

李振盛用“接片”方式拍摄的全景图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用“接片”方式拍摄的全景图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这个完整的记录有的时候也很苦啊,比方说,我这个书里拍过的那个兴无灭资大会,就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把那些资本家的证券什么东西都拿来烧。我看到两个造反派押着一个女资本家,挂着牌子,让她搬个椅子,以往都是摆好了,押上去,我就问今天怎么需要自己搬椅子?哎,这个你还不知道? 资本家一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这次要他们自食其力,搬椅子上台,站在椅子上挨斗,然后再搬着椅子下台。他一说这话启发了我,这是一个小题材,真是一个小题材。我就盯着这个人,搬椅子上台我拍了,后来站在椅子上挨斗也很快拍了,但是搬着椅子下台要等大会结束,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同行通常在那个时候就说,早点拍完回去有稿发就行了,咱们喝酒去。我说,等等,我要拍资本家搬椅子下台。我就苦苦地等,等到她下台,拍到了,三张照片,搬上台,批斗,搬下台。应该说我是在有意识地在做这种记录。

文革后来发展到我的亲属家里发生被迫自杀的现象,包括我太太的父亲;后来又发展到我也被批斗了。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还能拥护它吗?我还能继续欢呼吗?所以,我记录的轨迹就更加深了。有用是肯定的了,但是有什么用不知道。但是相信将来会有用的。

问:谈谈你是怎么到美国来的?是怎么出这本书的?

李振盛拍摄枪毙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李振盛拍摄枪毙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经刘宾雁介绍获哈佛邀请

我1996年到美国来的。之前1988年12月我收到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邀请。第二年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事就放下了。到1996年哈佛大学又重提邀请。哈佛大学怎么会知道我呢?是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大记者刘宾雁在美国访问讲学,在哈佛讲文革。哈佛的文革课要上三年,而中国的中学生一堂课就带过了,一堂课讲十年,还要讲它的伟大成就,比方氢弹在文革中实验成功,就是文革的伟大成就。那时允许见报的东西用一句话概括就叫到处莺歌燕舞。

刘宾雁在1979、80年之间到哈尔滨采访他后来写的《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是哈尔滨一家煤炭公司的经理,我和他一起采访,他住在我们报社很简陋的招待所里。他知道我手头有一些文革的照片。他本来讲学结束要回国了,他就向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推荐了我,让我讲一讲一个记者眼中的文革,用图片。刘宾雁他拿不出图片来,他就是自己的感受,理性的东西很多;我用图片更直观,就这样邀请我了。

后来我到96年才成行。这个过程又很曲折。那时办因私护照办不了。我到北京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处去办,处长跟我说——因为我所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是公安部办的,算是同行——你这个得到部里去办因公护照,我说怎么可能让我去讲文革呢?他也肯同情我,说,你多大年龄?我说50多了,工作多少年?我说35年了,他说,那行了,你要提前退休,你符合提前退休的标准,过50岁、工龄超过35年就能退休,退休后就可办因私护照了,这样我就提前退休了,本来我要2000年退休,我是1940年出生的。就这样我就跨出了国门,来到了美国。

第一次来我一张底片没敢带。因为我不知道跨出国门是什么个状况。再来时就试着带一点底片,还不敢放在行李箱里,把底片放在太太手提小包的底下,上面都是妇女用品。一带没事,好了,往后口子越开越大,我就陆续带,带到这里有三、四万张底片,当时存在了法拉盛的亚细亚银行的保险箱。亚细亚位于最低处,几次下大雨,我恐怕淹了,就换到汇丰银行的大保险柜里存着。

问:你的书是2003年出的?

要出一本500年后仍有人看的书

李振盛:2003年。这个书编了将近4年,编得我很痛苦。异国他乡编一本书,(《红色新闻兵》画册,2000年1月——2003年9月英文版)我原来想3、5个月足够了吧。我还经常愿意开玩笑,我编这个书一年不行,两年也不行,三年还不行,编得我十分痛苦。这个编辑罗伯特·普雷吉是一个世界上也是个图片的头号编辑(Robert Pledge,Contact Press Image),很有名的一个编辑,做事十分认真。我在中国摄影界都知道李振盛是很认真的,我在这一看,我的天哪,我的认真和他一比啊,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把那底片三万张,一次一次地看,看了5遍。第一次每个底片上,他看中的贴上一个红点,过两个月他说我再看一次,还得全部看,又贴个黄点,又过一段还要看一次,来来回回看了5遍,上去贴了3个点到5个点,有的一个底片上贴了三四个点,就是每次看这个都是可以的。有的就贴一个点或两个点。他把这个底片在这个透写台上一张张拿出来,放大镜在那看,灯光透写台上看,等于看了15万次,三万张看了五遍嘛。就这么样编,编得我十分地十分地痛苦。有翻译,一个很有名的翻译是联合国中文处的姜戎参与了书的编辑工作,做翻译,有时候我女儿做翻译。

他深深地感到我的不耐烦了,他就有时候休息、喝咖啡,他就跟我说,咱们编这本书是编一本好书,你要耐住性子、不要着急,编这本书呢,是让将来100年、200年以后还有人要读的书。我心里说,你别拿我开涮了,中国的编辑谁会编一本书想要100年200年以后,除非几大名著。后来就这样劝我,后来我也不信。后来英国费登(PHAIDON)出版公司的总裁到纽约,他在纽约有一层楼,就是费登出版社,后来跟我见面谈这个书的时候,我说,罗伯特·普雷吉说,他在编一本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看的书。那个总裁笑了,他说,错了!他一说错我很高兴,普雷吉紧张起来了。他说话大喘气,他说错了,100年、200年有人看得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后来普雷吉蹦起来了,说我还少说了两三百年呢。

问:你后来感到普雷吉说的有道理吗?

文革也是个大历史

李振盛:有道理。慢工出细活也好,因为他毕竟没在中国经历过文革,他当时把美国所有的关于文革和中国历史的书都买来读,比方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书,我的书是史景迁做的序啊。后来我也想通了,因为编的是一段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又不是小历史,也是一个大历史。这个大历史的概念就是,世界人民都关注这件事,中国人民更不用说了。现在国际上对这个书的评价很多,我也看不懂。就这样出了这本书。

问:介绍一下2012年到英国参加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的邀请展。

李振盛:英国的展览是把70年代——有个叫法,世界上12位摄影大师邀请展,他们有的过世了,有的卧床不起了。普雷吉说,英国方面说,一定要去出席开幕式。能坐飞机到伦敦去出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南非的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号称南非摄影之父。我在中国是很不受待见的,因为我搞这个不是主旋律的嘛。我们俩出席了开幕式,其他的都到不了了。

所以在那里我展出的,除了我收藏的当年的个人资料、自拍的相册都在玻璃柜里,墙上就是5米多长的接片,现在叫全景图。当年我是学电影的,电影画面的构图,推拉摇移,这种活动性的、区别与静态照片的那种构图手段。我搞摄影时就想,怎么就不能把摇镜头的手法用在,因为我用的是标准镜头,我有个同学在新华社,他们有一个140度的摇镜头,一按快门,镜头从这个角移到那个角,出来是个长胶片,我在省报没有这个条件。当然他那个出来的效果也不好,太广角了,透视效果没有冲击力,我用标准镜头我就想,摇镜头从这摇到那,那么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五张底片,120的6X6厘米的底片,接起来,接好了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照片,一个场面,很有视觉冲击力。

中国人最瞧不起中国人

我的经纪人普雷吉看了介绍很震撼,他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人像你这样拍。他经常被邀请到中国参加影展,他说,你在世界上你的名气比我响,为什么中国不邀请你呢?我说把你的脸换给我,那我在中国大地上就平趟了。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国际摄影节已经邀请几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中国面孔邀请,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子人家也不大认你啊。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不明白,我说你假装不明白,为什么请你,就是因为你是个洋人。我哪怕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个大师,国际大师,但在中国,大家最……中国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国人。

所以后来我这个接片、全景图被证明中国和我这一代人没有拍的。我的同班同学按说也是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吧,他们还问我,老师讲这个课了吗?老师没有讲过拍接片,我说,是没说过,这就得用上那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问:你曾说为了保留底片把它藏起来,是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李振盛:那是文革的前三年,66年开始文革,67年、68年。现在国际上对文革到底是哪几年有不同说法,一种是三年说,所谓三年说就是66、67、68。我的负面底片就是那三年拍的。后来再要找那种场面也没有了。我在这里说说我在文革的一点经历。我当年采访最大的问题是群众集会时,只要有人拿起相机拍照,任何一个红卫兵就会上来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省报的,记者证,糟糕了。当时党组织除了党中央是红色,其他各省省委都叫黑省委啊,全是黑的,17年的黑线嘛。黑龙江本身就带黑字,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我们的照片准备秋后算账。这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文革前已经搞了历次运动了,都是鼓励大鸣大放也好,说心里话,但最后就算账,所以群众都害怕这个秋后算账。

后来我看到会场上只要带着红袖标的,不管是那个组织的,都可以顺利拍照。一看到你带着红袖箍,那些人就认为你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没人问你。我就苦恼了,我没有袖标。我们报社编辑部成立一个红色造反总队。我所在的组5个人,组长副组长都加入。我们申请都不吸收。尤其我,他们认为是保守的,不可靠。

当过造反派也挨过批斗

总编室的副主任,总给我派活,老记者都不愿意去,报纸也不发稿,那时也取消了报纸的署名,本报记者摄,这样那些老记者们就说,小李啊,你接受党的考验,多干吧。我那时渴望入党啊。所以我说,远主任,你袖标借给我用用吧。那不行。开始我偷偷借了一个工厂赤卫队的袖标。后来我想,申请成立组织又不需要报批谁啊,我说这样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拿起收发室的登记表,写了一个成立公告。串联了根红苗正的7个人,6男1女,女的后来就是我太太。叫红色青年战斗队。我开篇两句话,革命不要谁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当时正赶上一月大夺权,哈军工夺权,毛说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人少得不能再少了。我们就成了支左支持的一派,成立新生的革委会,我还进了革委会,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能干这活,干这个活我就没法照相了。我推荐了别人干。后来我选择当常委,主管办公室,为什么?因为有两个秘书,他俩盯着,我就可以出去照相了。

现在有些人攻击我,在网上骂我,说他是个造反派,造反派头头,当了常委。我本来可以当副主任的,是我推掉的。他们说,什么人能拍这个照片呢?造反派才能拍。纯粹胡说,那时只要有相机就可以拍照,谁都可以拍照,带上袖标更可以拍照,记者反而不行。我说我是造反派,我说我当过造反派的头儿,就是成立个七人组织嘛。反正只要你事情做大了,你做成了,一定是招来这样那样的骂声。骂就骂吧。

问:为什么要把底片藏起来呢?

李振盛:到了1968年在报社的派性斗争中我这派失势了。就是报社有些支左的学生他们都都想留在报社,常委会讨论时我主张可以留,但要专业相对对口,这样对立派常委策动学生,说我反对红卫兵小将、攻击省革委会、攻击三红:红卫兵小将、红色新曙光等,我挨了批判了。我感到不妙,我将要被打倒了。68年春潘复生革委会主任掀起了反右倾运动,我们大祸临头了。原来每次我每次都把负面底片装在底片袋了,正面的还挂着,放在我抽屉的隔层、暗层里。这时我就把负面底片从办公室和我爱人下班后装包里带回去。从68年10月开始,对我的批判大字报贴满报社,把我的日记都炒出来,包括我说的绝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说我是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还要狂。

地板下藏底片躲过抄家

我住在老毛子(指俄国人)建的平房,底下的夹空很高,地板是很厚的松木,上面又铺薄薄的硬木,在一个角上锯开一个洞,想往哪儿放呢?抄家是无处藏无处躲的,我预料会被抄家的。

锯了一个书本大的口。要现在锯的话用电钻,那时没有啊。你不用电钻,就给你个锯,你从哪儿入口啊?真的很费劲。慢慢磨蹭磨蹭,锯了一个多礼拜,就这么大个口。另外我想不能直的锯,得斜的锯,为什么?直的锯,板往上一放,掉下去了,斜的锯就可以放上去。

我太太,那时叫爱人,不能叫太太,她就在窗口,一楼嘛,不是楼,是平房,一个15平米的房子,她就在窗户那看着,一有人走过,我们去公共厕所要路过我们窗户,马上停止,因为有声音。我当时锯的时候就说了,渣滓洞那些想监狱里的人想出来的时候,就锯那个铁窗子,就是用那个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来做,锯了一个多礼拜,锯开个口。到10月份的时候吧,就把大约有2万张负面底片,现在那个凤凰卫视前两年做我的节目时说10万张底片埋藏在地板下面,40年后一朝曝光轰动世界,那10万张多大地方,其实就是那么一部分底片,不是照片,底片不占地方嘛,后来这么包起来。

除了这个以外,还把一些抄家犯忌的东西,也放里头了,比方说我是集邮爱好者,收藏邮票的专题是文化艺术类的,其中作家、诗人、画家、名画、音乐家,有那个大邮票,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他画那个《裸体的马哈》,三张挺大个儿的邮票,也放在里面了。还有我妈给我的两块银元,一个是小脑袋蒋介石,一个是大脑袋袁世凯,那时抄家也是不得了的,蒋介石头像你还留着,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包起来,那时没有塑料布,用的是我儿子的黄尿布,油布吧。

12月26日我真的被拉到大会批斗。那天是毛75岁生日,那天晚上我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达到第二天凌晨了,批的时候说,首先是公布,得定个罪名,我父亲党员,我哥哥烈士,历史反革命都定不上的,给我弄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咱不是。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像我搞四清时,把那老实巴交的农民最后定为漏划地主。地主是土改是划地主的嘛,为什么?他漏划了。漏划富农,还有的漏划右派,就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到了哪个程度呢?在批斗会上讲,他不是不想老死黑龙江吗?黑龙江这里有3200万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你为什么不能老死黑龙江?如果他让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让说话,低着头。再一个说,他说不学英语游走世界,就是想投敌叛国啊。那时的标准语言,和国外有联系都是企图投敌叛国。后来说,给你20年,广大革命群众,咱们看他能不能离开黑龙江,给他30年看他能不能投敌叛国。如果没有批斗会上给我限定日期,20年、30年,我说我一定要,咱不用唱英特纳雄耐尔,也一定要实现。后来我还真的经过自我奋斗、秘密奋斗,不做声不做响地,19年多,19年头上,我调到北京了,当时叫国际政治学院,后来改成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教书。我终于不用老死黑龙江。

30年后,也真的我到了美国来了,96年嘛,我这两个誓言都兑现了。在哈佛大学做两次,第二次做影展演讲的时候,那个中心的主任宴请我,我的经纪人普雷吉在场,他说,你千万别学英语,我说怎么了,我学是我的权利啊,他说,你学了英语,一个吉尼斯纪录就消失了。

好人李明达37年守口如瓶

那么埋底片的事情就是这样。埋底片的事情,国际上尤其澳大利亚有一个人,都质问我啊,说这是你们夫妻俩知道的事,无以为凭,就说李振盛在编故事,编吸引眼球的故事。其实我有一个见证人,唯一的一位见证人,就是香港公共电视台要跟着我到黑龙江去采访这个人。

当时68年底我们挨斗、抄家,那时箱子柜子全打开了,我那个板子的洞口压上了一头沉(三屉柜子)。抄家时抄走了很多东西,我的邮票啊,12月26日凌晨,押着我坐吉普车,都是要搞突然袭击的,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其实我早有预谋,已经坚壁清野了。后来到我家抄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抄,也没想到会埋在地板底下。

1969年,把我们夫妻俩被打入另册,要下放,发配到57干校。中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是黑龙江庆安县的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批示的。我去五七干校前,这真是很没人性的方式,我孩子一岁,68年10月生,69年还不到一岁就送到山东老家让奶奶带看,都还没断奶呢。我们俩下五七干校,知道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一辈子了了。我当时一想,我的底片怎么办呢?我们俩就犯愁了,想托付给谁?这得托付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哪。

我们在文革前参加了四清运动,接触了一个比我年龄大八九岁的一个人,他叫李明达,后来把他请到家,我说明达大哥啊,我搬开了一头沉,起开了那个洞盖拿起来,给他看了那个包,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都是给文革抹黑的一些底片。他说,抹黑的你留着干啥?我说,大哥,这个有用。他说,有什么用?那时文革还没有被否定。我说,一定有用,但有什么用我说不清楚。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到五七干校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伤亡啊,我说,如果我们俩万一发生生命意外,请你记住这个角落有着一包底片,拜托你拿回去放着。他就说不会的,不会的,我说,不,这得做好万一,他感到我很凝重,像刘备托孤托付给给他了,后来他说,好吧,你放心。这个人真是很厚道的一个人。

文革后他升任黑龙江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了,这件事他仍然守口如瓶37年,在那个年月,什么状况啊?甚至在厕所蹲着听到隔壁有人说了什么了赶快去报告,立功表现嘛。一直到10年前NHK到哈尔滨去拍纪录片时,制作了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40年后的证言》,他才当着镜头说出了这个事来。所以有媒体说好人李明达,保持了高贵的沉默。我说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哪。我在我的文章里博客里都感谢了好人李明达。我希望你们把这个事说出来。

文革中妻子举报丈夫“大义灭亲”

那个年月,巴不得,还有大义灭亲的。我给你讲个大义灭亲的故事。我当革委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时,我们报社的一个老编辑,他们夫妻俩都是资深编辑。一个女编辑拿着报纸来找到办公室,说振盛同志啊,这是,打开报纸给我看,报社的废报纸嘛,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像,有一滩小孩拉的粪便,这是她丈夫用报纸接了小孩子的大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公共走廊、筒子楼,厕所很远的,小孩尿尿啊,或大便啊,就用报纸包一包,当垃圾扔了,家家都这样,你看,明明有毛主席像,他让我女儿在上面大便,往往都是,我问他丈夫了,来不及选择报纸,快便了,只好拿一张报纸铺下了。

我跟她说,我知道了,其实家家都这么做的。有的家都把小孩子屁股都被报纸的油墨给淹了。我说,行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吧。她说,不对啊,我来举报,你怎么这个态度呢?我说,你让他怎么办呢?我说,要我怎么表态呢?我说家家都有这事啊,家家都这么做不都成反革命了吗? 她出了我办公室后去找军代表了,一把手,军代表都是抓阶级斗争的高手啊。好,小孩的粪弄在毛主席的像上,那时的报纸没有毛像的很少啊。后来就定成反革命,就为这事被判了18年,反革命啊,侮辱毛主席啊。我当时说,他这个事做得不对,哪一天我狠狠地批评你丈夫,她说不行。妻子告丈夫,这是我亲历的事情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好人李明达,对我的事情我托付他做到了守口如瓶37年,也是人性的光辉啊。

视频:专访《红色新闻兵》作者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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