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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7:04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时事大家谈: 专访夏业良:折翼的自由思想


去年10月遭北京大学解聘的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上个星期从北京抵达美国,他计划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工作。53岁的夏业良关心公共事务, 是中国最大胆直言的自由派学者之一。 2009年,夏业良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中宣部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他还是08宪章的首批联署人之一。夏业良遭北大解聘后,其去向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2月4号,我们邀请了夏业良先生(以下简称夏)来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和观众朋友分享他对中国高校学术、思想自由等问题的看法;另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先生(以下简称陈)也来到直播间,就以上问题发表他的观点。

以下是此次访谈的部分内容。


主持人:夏教授,您跟北大的合约是1月31号结束的,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您此时的感受?

夏:首先我离开中国大陆,有很多恋恋不舍的情节,而且我是希望当中国的情况发生大变化的时候,还有机会回去继续传播思想理念,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现在我要是不离开的话,会在很多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包括言论和行动自由的限制。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


主持人:去年9月9号《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些极端自由派人士现在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他们一方面强烈批评体制,以推翻体制为公开目标;一方面个人又舍不得告别体制,在政治思想和个人利益之间严重患得患失。”您如何看待这段话?

夏:首先他这种思维是一种变态的思维。他认为中国大陆一切资源都属于党,属于党国体制,所以任何一个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得到的都是党的恩赐,是党国体制赐你一口饭吃,如果你想批评的话,你就应该离开这个体制。这说明了他一种非常霸道的心态,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要安身立命,他需要有一个发言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说只要人类有人身自由,就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获得,而不是他们所给的恩赐。

主持人:《环球时报》的评论中也提到,政治不应该介入到教育中去,如果您是一个教育者,就不应该提到政治。您是否认为在学术殿堂中,政治必须被排斥在外?还是说政治应该在学术殿堂中得到讨论?

夏:其实他否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有没有哪一所大学、哪一个研究机构没有被政治所左右吗?中国的大学就是所谓的党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严的,所有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每所大学从上面领导到最基层的领导,都有党的负责人。所以说北大其实是校长在党委的领导下做事情,根本没有大学自己独立的地位,所以避免政治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两三年中我们看到政治的渗透和控制是越来越强化,特别是最近的这一年,对学生对青年教师要进行更多的思想政治上的教育。

主持人:您提到的政治势力渗入学校,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亲身体会?

夏:十几年前我进北大教书,那时候氛围比现在更加自由宽松,其实我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讲课的。那时候我的学生感到认同的非常多,直到最近这两三年才出现学生中好像有公开反对的现象,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受到组织在背后的安排,感觉现在的空间跟以前相比是大大压缩了,而且学生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主持人:陈奎德先生,夏业良先生被解聘,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界最黑暗的一页,您怎么看?

陈:我想夏业良先生被解聘这个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现今的中共当局对教育界、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进入到一个更严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对北大历史上的光辉名声是一个侮辱,可以说是相当黑暗的一页,可以说是中共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反智主义的阶段。反智主义是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它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基本的世界思维体系。在邓小平先生执政的时候曾经有一度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是目前看来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夏业良先生被解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后还会慢慢扩展到其他的高校,比如张雪忠教授、谌洪果,很多人都同时受到压力,恐怕很多人会慢慢感受到,所以国际社会关注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主持人:夏业良教授这次被解聘的官方理由是“教学评估连续好几年倒数第一”。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您的观察是什么?

陈:和毛时代比较多的差别是,他们没有公开地说是政治迫害,但是大家知道这背后是非常清楚的,他(夏)的政治理念,他的教学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而进行打压的。

主持人:夏教授,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您准备在哪里推广您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

夏:我收到3家美国学术机构的邀请,包括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和美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我近期比较倾向于在这家智库做政策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有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写作,对制度经济学,对中国转型变革的一些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可以把我多年积累的一些东西和当今的现实结合得比较好。

主持人:中国的思想钳制对今后中国的学术界会带来什么影响?

夏:我这个事情不管是发生还是没有发生,中国的思想钳制一直是存在的。1949年后,在经过多次的打压后,中国学者的思想自由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学界,还会有多少人类真正认同的、或者能够真正传承下去的思想呢?

主持人:夏教授,除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果有台湾的大学聘请您,您会去吗?

夏:我非常愿意。我以前也到台湾访问过,也在台大发表过演讲,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如果今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考虑。

主持人:刚才听众热线中,一位福建的庄先生表示,如果夏教授能够装一下,在中国也能够混个高官当当;如果夏教授到美国来,可能做的事情也会小很多。夏教授回应一下好吗?

夏:如果同流合污或者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可能个人能够得到很多好处,可是我觉得这和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感是相冲突的。到美国来,可能国内很多人看不到你的言论,要翻墙,但是我想有些言论是没有办法阻挡住的,可能用其他形式可以传播。而且国内的一些形势要是发生变化,我会回到国内。

主持人:发生什么变化您会回去呢?

夏:当然是指政治和言论发生变化。我们知道最近这一两年言论收紧了很多,如果我们可以恢复到1993年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那段时期,那时相对来讲氛围宽松一点。

主持人:目前在中国社会非常分裂的局面下,对中国知识分子将带来什么影响?

夏:中国对知识分子实行犬儒化的策略,因为如果你讲真话,追求真理,就会受到打击,被边缘化,所以很多学者会有一些自我辩白的理由。我想无论如何,如果你只是暂时沉默,那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民族,五十年、六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没有知识分子敢公开自己言论的话,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耻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要有知识分子起码的担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学术界有没有底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求放得越来越低了。也不要说知识分子了,有时候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都不能够做到,那你还撑什么?因为知识分子和别人不一样,你所受到的教育,你所追求的东西,应该是精神上能够引领社会进步的方向,如果你做的是相反的工作,那你就不配有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称号,你不是在帮助人类社会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轨道,而是在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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