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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5:59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小夏看美国:西方多元社会面临恐怖挑战


法国近两百名穆斯林在巴黎市中心举行反恐怖示威并要求获得尊重(2015年1月18日资料照片)

法国近两百名穆斯林在巴黎市中心举行反恐怖示威并要求获得尊重(2015年1月18日资料照片)

随着一声“真主伟大”,街道两旁数千名信徒立即跪倒朝拜。他们的鞋子脱在一边,身体匍匐在自带的小地毯上。绝大多数的朝拜者是男人,却也偶尔能见到一、两个穿黑袍带面纱的女人。对于身边的过往行人与车辆,朝拜者视若无睹。

通过互联网广为流传的这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穆斯林国家,而是在2009年的法国首都巴黎。类似的情景,已经成为欧洲各国首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欧洲的“土生恐怖分子”

法国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人口大约65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10%。他们主要源自过去的法属殖民地,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些北非国家。1月8日至9日发生在巴黎的两起恐怖袭击中,在《查理周刊》编辑部杀人的两人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代,在犹太商店中开枪的是曾经为法国殖民地的塞内加尔移民的后代。不过,这几名三十出头的恐怖分子都成长甚至出生在法国。

为什么这些成长、生活在自由的法兰西的移民后代会变成如此仇恨这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他们仅仅代表了个别人的疯狂,还是在法国国内有滋生的土壤以及有社会势力作后盾?

自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所谓“土生恐怖分子”以及由他们发起的恐怖袭击的数目日渐增加。欧洲各国的首都,包括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里等等,都不断出现恐怖分子制造的血腥暴力事件。行动的主力,是二十至四十岁上下的、通常是生长在西方的穆斯林男子。比如2005年在伦敦制造地铁连环爆炸事件、杀害了52人的为首恐怖分子穆罕默德·西迪克·汗,就是出生在英国的31岁的巴基斯坦移民后裔。最近,在恐怖分子的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些西方青年女性的身影。这次巴黎恐怖袭击的同谋嫌疑犯,就是一位名叫布梅迪安的土生土长的法国女子。美国的情报机构透露,有上万名持有西方国家护照的人加入了伊斯兰国,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极端势力作战。甚至在录像中亲手杀害几位西方记者和社工的蒙面暴徒,说英语时也带着明显的伦敦口音。

丹麦司法部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恐怖主义在欧洲的威胁是多层面的。自从1990年代以来,这种威胁已经从主要来自国外演变为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内土生恐怖分子。

民族融合的障碍

“土生恐怖分子”虽然人在西方,但是他们生活的社区通常是那里的“国中之国”(法国人称之为cités。那些地区聚集着大批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从司法到教育都与移民的母国衔接,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往往与所在的国家相距几个世纪。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美国《外交事务季刊》2005年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欧洲那些愤怒的穆斯林”的文章,指出了欧洲穆斯林移民的特点:“美国是个国土宽广、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美国不一样的是,欧洲的穆斯林只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来到这些人口拥挤、文化单一的国家里。移民的到来对于许多接纳国来说是个新的、不受欢迎的现象。同时,北非的移民与母国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美国的穆斯林在地理上是分散的,种族上是多样性的,经济状况也不错;欧洲的穆斯林却与本族群挤在一起: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摩洛哥人在西班牙,土耳其人在德国,巴基斯坦人在英国。”

的确,在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之后,大批亚洲、非洲、中东的移民作为劳动力来到过去的宗主国。欧洲国家开始时并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公民,也没有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计划。他们被安顿在为移民工人提供的简陋住宅里,为雇主工作。久而久之,这些移民开始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形成了自己的社区。1976年,法国政府通过法律,允许移民工人将家属与子女接来定居。穆斯林社区的人口增长愈加迅速。然而,这些移民的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低下,与本地社会融合困难。

也就在这个期间,西欧在二战的炮火中恢复过来,进入了经济繁荣。这也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国家日益为公民提供更多“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包括免费中小学及部分大学教育、失业补助、退休金、医疗保险,等等。同时,西欧进一步从原来基督教或天主教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变得更加世俗化,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成为主流的价值观。穆斯林和其他非西方的文化的进入,非但没有遭到太多的抵制,反而为多数的政治文化精英所拥抱。

欧洲大大小小的穆斯林聚居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穆斯林的“国中国”

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在全国各地有750多个穆斯林聚居的cités ”。这些地区最早多是由政府兴建的供移民工人居住的大楼与街区,与主流文化在地理上处于半隔绝的状态。这里居住着法国40%的穆斯林人口,总数将近三百万。新移民与他们的后代在自己的社区里建立清真寺,开办伊斯兰学校、商店。这里的人们说着母国的语言,保持着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甚至部分地实施伊斯兰宗教法律,包括禁止酒精饮料、强令妇女出门带面纱、男女婚前不得同居、同性恋受到公开的歧视,等等。甚至不时会发生的男人多妻的情况。不仅仅是法国,英国、荷兰、瑞典、德国,都存在着类似现象。有调查表明,在德国的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达到35%。2012年,英国政府决定,每位男子只能领取一个妻子的福利。在现代化的欧洲,穆斯林聚居区是一个个落后的孤岛。

这种“国中国”的严重后果,在第一代移民中还显示得不那么清楚。新移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前来的。他们虽然不怎么能够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往往工作努力,自食其力,不太干扰所在国。接纳他们的国家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变相地将他们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无须去对待令人头疼的种族融合问题。

然而到了第二代,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国中国”成长的这一代人,持有那里的国籍,从小能说当地的语言,接受的却是父母来自的国家的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他们也不像父母那样拼命工作,往往还要依赖福利制度生活。以巴黎为例,穆斯林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确,欧洲的穆斯林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依靠领取政府的救济生活,令当地政府背上严重的财政负担

2005年,自巴黎郊区的穆斯林聚居区开始,法国发生了持续三个星期的大规模骚乱。穆斯林青年走上街头,袭击警察、焚烧车辆与建筑物。有数千辆车被焚毁,数百房屋被付之一炬。法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仅仅是法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家近年来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穆斯林社区骚乱。比如2013年,瑞典发生的骚乱导致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处于混乱之中。事后的调查表明,穆斯林青年中的高失业率以及百无聊赖的生活状况,是促使很多人走上街头的原因。而在欧洲有案可查的恐怖分子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穆斯林青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英国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组织者安杰姆·乔德里(Anjem Choudary)甚至在社区里号召穆斯林青年不去工作,领取社会福利后专注参加圣战。他说,从异教徒那里领取福利应该被视为“圣战者的补贴”。

在这些社区里,固然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也只有极少数人公开支持恐怖主义。但不幸的是,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2013年,由德国政府资助的柏林的社会科学中心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该中心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六个国家的摩洛哥与土耳其移民社区中进行了为时五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宗教法要高于本国的法律。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古兰经》只有一个解读版本。大多数人认为,西方国家的目标是要毁灭伊斯兰。在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之后,英国的200万穆斯林中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这一恐怖事件是政府一手制造的,杀害了52人的那四个恐怖分子,不过是政府阴谋的受害者。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瓦哈比教派的传播是导致欧洲穆斯林中极端主义思潮的根源。属于伊斯兰逊尼派的瓦哈比教派在十八世纪起源于沙特阿拉伯半岛,原本是游牧的贝督因部落中的流行的宗教派别。这一教派主张严格地按照《古兰经》的教义来生活,不容忍任何离经畔道的思想与改革。与其它原教旨主义(比如伊朗什叶派的教义)的区别之处,更在于瓦哈比教派力主圣战,用伊斯兰来征服世界。1932年,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创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就是一个建立在瓦哈比教义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获得了大量石油财富之后,自197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每年在国外花费大约二十至三十亿美元去建立宣扬瓦哈比派教义的清真寺与《古兰经》学校。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宣扬原教旨主义的场所。在言论、宗教、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保护下,伊斯兰社区瓦哈比意识形态盛行。许多在福利社会中失去了生活目标与意义的年轻人从这里寻求精神的出路。他们中真正去从事恐怖活动的尽管只有极少数,但是这少数的极端分子却成了不少穆斯林青年的人生楷模。《纽约时报》在2007年采访了巴黎近郊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杀死正在竞选总统的萨科齐。“我要为此进监狱。但是当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英雄。”他的朋友在旁边搭茬道:“我不会去杀他。但是我恨他。我们都恨他。”

民主国家政治角力的困境

欧洲社会中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促成了欧洲多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崛起。与主张限制国家开支、缩减福利制度的大多数右派不一样的是,极右翼势力强调以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为社会核心,排斥外来的移民。2002年,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击败了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紧追时任总统希拉克之后名列第二,震动了欧洲政坛。在丹麦、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中,极右翼势力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且在近年来有跨国联合的倾向。与此同时,欧洲的穆斯林也很快掌握了民主政治中以投票来取胜的这条最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多方面与支持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左翼结成了政治同盟。

2007年,法国人选出了政治立场偏右的萨科齐为总统。萨科齐在希拉克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曾经以强硬手段对付2005年的骚乱。2012年,当他争取连任的时候,穆斯林社区大动员,将选票投给他的挑战者、左翼社会党人奥朗德。法国《费加罗报》的调查发现,有二百万穆斯林参加了投票,他们将93%的选票投给了奥朗德。而奥朗德以多出110万的票数获胜。也就是说,穆斯林选票对奥朗德上台有决定性作用。

在穆斯林人口比例要低一些的英国,政坛也感到了来自穆斯林社区的压力。2010年,在一次地方性选举之后,英国的环境部长菲茨帕特里克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说,英国的工党已经被穆斯林激进分子渗透。他指的是“欧洲伊斯兰论坛”(IFE)。在该组织的支持下,伦敦郊区的穆斯林聚居区选出了一位支持推行伊斯兰法的区长。当地的工党人士感叹地说,这里已经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很快,该地的居民开始发动了被人称为“伦敦塔利班”的运动,禁止同性恋,要求妇女出门必须戴面纱。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面纱已经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冲突的象征。2004年,奥地利的林兹市的三位穆斯林父亲要求所有女教师,无论是否伊斯兰信徒,上课都必须带头巾,而林兹市的教育部门则禁止女教师遮盖面部。这一事件引起了该国公众的激烈辩论,也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有不少妇女团体的活跃人士指出,面纱是压迫妇女的象征。2011年四月,法国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蒙面的国家。违反者——无论男女——罚款150欧元。如果有人强迫妇女蒙面,罚款额可高达三万欧元。一位24岁的巴基斯坦裔妇女于是到欧洲人权法庭去控告法国政府,但是被法庭驳回。之后,比利时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也通过了相似的法律。

不过,在多元社会的西方,主流社会也对穆斯林社区的要求作出了许多让步。比如,最近这些年英国监狱中穆斯林囚犯成倍增加。伊斯兰领袖抗议说,监狱中的一些厕所朝着麦加方向,妨碍穆斯林朝拜。英国政府只好将监狱做了一番改造。不仅是欧洲,美国也作出了许多类似的举措。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关塔纳摩恐怖分子监狱。囚犯们抗议说,给他们送《古兰经》的看守是异教徒,身体不干净。于是五角大楼下令所有看守在接触《古兰经》的时候必须带手套,并用双手捧着。至于这样做是否有歧视非穆斯林之嫌,制定政策者似乎没有考虑过。

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的悖论

自启蒙主义时代开始,西方世界在数百年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整套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现代发达社会立足的根本。也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前西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走上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政治历史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认为民主、自由、多元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普世接受的价值观念,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

首先不同意福山这个论点的人之一,就是他在哈佛的老师亨廷顿。针对福山的文章,亨廷顿写了篇《文明的冲突》,提出在日渐全球化的未来,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是人类相互冲突的主要单位。后来亨廷顿更是将文章扩展成书。二十多年之后,面对着恐怖主义全球性的威胁,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亨廷顿而不是福山。

事实上,亨廷顿关于“文明”的概念也许过于笼统。毕竟,被他列入不同文明体系的西方、日本、印度,以及部分的东正教和中华文明地区,都已经走上民主与自由的轨道。今天的所谓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世俗化社会的一种反动。这种原教旨主义针对的不仅仅是现代西方文明,而且也包括了自十九世纪后期便开始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世俗化趋势。因此,原教旨主义者的敌人名单上,包含了从伊朗国王巴列维到伊拉克的强人萨达姆·侯赛因。

而西方多元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难题也正是在这里。多元社会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各种文明的移民的到来。移民带来的世界各个角落的饮食、服装、习俗改变了传统上单一的西方社会,这尤其让多元社会的推崇者感到骄傲。随着对世界了解的增进,“文化相对论”在西方的知识界也日渐大行其道。这种学说认为,文化没有先进落后的区别。非洲沙漠里的部落与巴黎的时尚社区在文化上是平等的。一些浪漫的人类学家甚至会争辩说,那些原始部落的文化更加人性、更具创意、也更为符合人性。最近几十年中,多元文化以及文化相对论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并基于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经济和移民政策。这才有了如今看上去像人种和文化博物馆的现代西方社会。

然而,关于多元社会的思想中含有一个重要的悖论,也是重要的误区,那就是多元社会的前提,其实是一元的价值观。饮食、服装、语言等等文明的构成要素,也许并不应该有高下之分,但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的价值体系是不能与专制、狭隘的价值体系等量齐观的。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一个社会才能够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的发展,才能够让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习俗的人们在一个地区之内和睦相处。如果将“文化相对论“扩展到价值观的领域,将蒙昧时期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价值与启蒙主义之后的现代价值观念等同而论,那么其中那些落后的、反现代的、不宽容的价值观一定会鼓动其信奉者对其它文化和价值体系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恐怖主义的本质。

当年英国人统治印度之后,立法禁止了在丈夫的葬礼上焚烧寡妇的习俗。有人去向在印度的英军总司令内皮尔(Charles James Napier)将军抱怨,请英国人尊重当地的习俗。内皮尔将军回答道:“焚烧寡妇是你们葬礼上的习俗。但是我的民族也有个习俗。当男人活活烧死女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吊死,并且没收所有财产。让我们都按照习俗办事好了。”这里争论的不是习俗,而是对个人生命是否尊重。

荷兰的历史和文化学家伊恩·布鲁马提出过“道德种族主义”的说法。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中其实包含着的潜在思想,是认为不发达的地区与人民并不配享有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这是以种族平等的名义推行的种族主义。布鲁马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苛刻,但是在今天恐怖事件频发的西方,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人们的确需要认真的清理一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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