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为母亲遭人暴力讨债和凌辱，持刀回击导致一死三伤的案件，在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重新调查后，引发中国舆论场上的热烈反响。于欢因为此案，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是否公正？警察是否涉嫌不作为？甚至渎职？案件是否与黑势力和公权力的勾结有关？而在最高检介入后，于欢案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转变？
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说，按照中国法律，构成“正当防卫”有四个条件：存在不法行为、不法行为持续进行、从事不法行为者本身为犯罪者，以及防卫不可过当。于欢案符合前三项条件，而防卫是否过当是此案争议点。美国法律会以一个正常的人，在同样环境下会做出什么反应来判断。高光俊认为于欢母子长达六小时处在害怕中，被威胁、恐吓及限制人身自由，毫无疑问属于正当防卫。特别是于欢想跟着警察一起走，那些人却不让他走，让他感觉更恐怖，因为唯一可以保护他们母子俩的是警察，警察却离开了。法官裁定因死者杜志浩未使用致命武器,故于欢不算正当防卫,高光俊认为是错误的推理，因为11个壮汉在屋内讨债就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生命受到威胁。高光俊强调于欢拿起水果刀时对杜志浩等人说了“你们不要过来”，代表他不是冲过去杀人，而是因为那些人围攻过来他才拿刀自卫，而这个情节完全是正当防卫。
高光俊说，于欢案警察明显有失误。杜志浩等人已经触犯法律，非法侵入于欢母亲的办公室长达六小时，对他们母子造成威胁。同样情况若发生在美国，警察会说要债可以，但进入办公室需要传票。高光俊说：“现在报道说逮捕了两个警察，但我认为这两个警察其实也很无辜。现在一般普通警察在中国没有多大权力，因为背后的势力比警察权势大得多，普通警察能碰的其实很有限，造成很多普通警察不敢关心事。公安部曾经发过关于要债事宜的通知，要求警察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过激的逮捕或措施，而小额范围以内的集资可以容许，既不合法也不非法，造成中国每个小地方都有这种非法放贷和要贷行为。问题是这11个人除了要债还有性骚扰、威胁恐吓、非法拘禁长达六小时，按照正常情况下警察应该去管，但是警察并没有，他离开了。我认为警察至少是渎职，另一方面这些警察也是受害者。”
高光俊说，中国大的银行基本上不会给小型公司贷款，有些银行行长会将条件不符的人介绍给私人融资，而这些融资公司背后真正的股东正是银行行长，这种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这是于欢案两警察不愿意也不敢管的原因。他说，任何黑社会猖獗的国家，背后一定有政府官员做后盾。中国没有民主与言论自由，更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故黑社会非常猖獗，县政府的“从严严打”只是口号。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于欢案不是个案，此案集中了中国的官场腐败、官黑勾结，和不良商人钻法律漏洞牺牲国家和纳税人利益的情事，反映出社会底层生活的日常状态。于欢案涉及到黑社会的“放水”，放高利贷的公司满足民营企业需求进行非法融资，而很多其实都从国家获得资金，若没有政治关系很难从国家银行得到资金。
夏明说：“中国黑吃黑，敢放高利贷的人就是有胆量将钱拿回来。尤其山东、苏北、河北等地可说是最黑的地带，黑社会的产生与官员腐败有关系，他们需要白手套来做事，很多黑社会做的事情有官员在背后支持。而中国自九十年代改革后，地方财政全须靠卖地或收税来养地方官员，地方治理自此出现真空。中国许多地方有帮派文化，我们知道水浒传就是在山东发生的。与重庆相比，重庆就是官黑勾结，通过放水、发高利贷来赚钱，王立军就表现出来，这不是一个个案。”
夏明说，自08年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官黑勾结的金融链条断裂，高官纷纷将资金转出国外，中产阶级和小老百姓只能空紧张。他说，国家如果不把老百姓放在心上，黑社会是没办法控制的，而中国除了有无良政府外，老百姓的犯罪化也很惊人。民间高利贷的盛行反映出中国私营企业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求生存导致悲剧发生，也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与法制的混乱，是思考中国整体改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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