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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1:03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昆明事件透视(3):高压严打与长治久安


昆明事件满月之际,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最近巡视新疆。这是他进入中共最高决策班子并担任新疆工作小组领导人之后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到新疆督察维稳。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需要反思其民族政策,采取温和路线缓解紧张关系,以民主方式谋求合理解决根本问题。

负责统战工作的俞正声这次在新疆的视察被官方媒体说成调研。他在新疆停留期间强调打击“三股势力”和暴力恐怖犯罪,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他还要求人口超过200万、准军事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能”。新华社报道,26日至30日,俞正声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正伟一同调研。

张春贤3月中在北京开完人大政协两会以后立即返回乌鲁木齐,召开干部大会强调反恐,要坚定“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的工作方针。有报道说,这显示张春贤抛弃了入疆初期的“柔性治疆”策略。

几乎就在张春贤主持这次大会高调反恐的同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雅山派出所内发生暴力袭警事件,一名少数民族警察遇袭身亡,一名袭击者被武警开枪打死。在此之前,新疆地区在2014年一月和二月已经发生了至少三次致命的暴力事件,造成28人死亡,多人受伤,死伤者多为维族人。20世纪60年代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刻画的解放军与少数民族原住民之间当年的和睦相处与今天的严峻现实正在构成强烈反差。

微博网友在昆明血案现场拍摄的图片。

微博网友在昆明血案现场拍摄的图片。

在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Alim Seytoff)认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使民族关系和社会气氛更趋紧张。与此同时,这位维吾尔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反思它的那些“高压严打”的民族政策。

他说:“无论是硬的手段,像王乐泉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或者所谓的软的手段,现在的张春贤所用的这些手段,都不顶用。最终中国问题不是用高压严打来解决问题,因为高压严打多少年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中国政府应该真正地跟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坐下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越打,维吾尔人也好,藏族人也好,越反抗。反抗方式可能不一样。西藏人在自焚,他们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自焚。维族人是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就这么回事。当然维族人的情况更差,因为维族人是穆斯林。”

众多穆斯林强调,他们不是恐怖分子。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是个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也相信,在民族的生命和信仰受到威胁和迫害时,伊斯兰教允许信徒进行强烈的反抗与征服。

阿里木.塞托夫说:“从 1949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打压维吾尔民族所有 – 不仅仅是政治需要,而且是文化上、语言上、宗教上的所有需求。所以,我们不认为暴力能解决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民族的问题 。假如昆明事件真的是维族人干的,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是对的。你不能袭击平民,尤其是女的、儿童。这不仅仅是我们不接受,世界人民谁都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必须拿出证据来说明这是谁干的。”

他还质疑在数十名警方人员陆续进入现场的情况下,蒙面的3男2女二十几分钟内砍倒130多人的官方说法,认为可能有重大案情遭到掩盖。

人权律师浦志强认为,昆明事件实际上是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深层原因亟待探究。
他说:“这个原因有可能有原教旨主义这种极端宗教的问题,可能也还有个殖民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包括汉族人在中国新疆的一个印象究竟是什么? ”

研究新疆、西藏问题多年的北京学者王力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昆明、新疆、北京等地接连出现骇人听闻的血腥恐怖事件,藏人居住区近年发生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国政府难辞其咎。他说:“因为政府是管理者、治理者。你把一个国家跟民族的关系治理成这个样子,当然政府要负责了。我不是说它的动机是什么。你本身制造出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你的责任。”

世维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表示,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执政,对包括法轮功人员在内的各族人士进行打压,维族人已被逼到墙角,连努力弥合民族分歧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都抓起来,迟早会将本来和平的不同宗教信徒逼上梁山,虽然他们的反抗方式不尽相同。

他说:“像维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民族反对的时候,它用枪来解决问题。像我们看到2008年3月14号在拉萨发生的事情,2009年7月5号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事情,它用枪杆子来对待维族人和藏族人。中国政府89-64以后很少用枪杆子来对待汉族人。但是在7.5事件也好,昆明事件也好,各种事件或者拉萨事件也好,中国政府用它的宣传机器来抹黑维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所有少数民族,来煽动汉族人的民族情绪,大汉族主义,来打压维族人和藏族人,因为我们毕竟是少数。是这样来治疆、治藏、治中国,然后合法化它自己。”

王力雄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自治。他说:“真正的自治必须是基于民主。你在一个专制体制的条件下怎么能实现自治呢?完全是不可能的。专制和自治完全是矛盾的。”

这位出版过西藏和新疆问题著作的独立作家呼吁政府调整其民族政策。他说:“哪怕做一些微小的调整。比如说,它现在不让(维族)人戴头巾,不让人留胡子。你凭什么不让人这样?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小事。看起来很小,但对人的尊严,对人的感情的伤害多大呀。”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加拿大布洛克大学的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指出,加拿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一度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国家统一和魁北克独立之间的矛盾,加拿大实行的联邦制和民主政治对于和平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拿大中国问题学者伯顿说: “虽然有一部分魁北克人还是愿意搞一个独立于加拿大的自己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是联邦制,还有高度的民主,并且我们让魁北克人参与我们的高层领导班子里面,有魁北克人当过总理等等,到现在为止,魁北克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平衡,是吧?并且已经有30多年,魁北克的极端分子没有以暴力来表示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不满。所以,我觉得,可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给那些新疆和西藏人一定的自治和独立的空间,并且让他们有宗教自由,他们的孩子以自己的母语上学,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向自由民主国家学习。”

但中国领导人能否采纳他的建议,在处理民族自决问题上借鉴魁北克模式呢?这位曾担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学者说,这是个很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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