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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58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四之上)


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

北京一个礼品摊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纪念盘并列(2014年6月4日)

编者按:这是高文谦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中共高层危机共识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在,这本来是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表面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堂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深得毛真传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选择性反腐意在保党揽权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仿毛凸显缺乏政治智慧与能力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毛式文革话语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他们执政模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的执政思路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毛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文革的气息,不久前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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