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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50 2016年12月06日星期二

焦点对话:中国冷对难民潮,西方自食其果?


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中东难民潮几个月来汹涌难阻,对欧洲形成巨大冲击,也让国际社会承受如何援助难民的良心拷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待难民危机的态度自然难逃世界的审视。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对于这场危机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在资金和资源方面出手甚少,因为中国认为难民危机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动民主造成,中国没有责任协助欧洲和美国修理烂摊子。面对欧洲的人道危机,中国的态度是否有道理?中东难民的命运,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

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

曹长青表示,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对欧洲难民问题的冷淡态度并不意外,因为中国政府对外一向对国际责任缺乏担当,对内连自己的国民(很多比国际难民的经济条件还差)都不予真正关注和救助。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但在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维和经费分摊上,排名最后:美国承担30.5%,法国是7.9%;英国为6.2%;俄罗斯3.5%,中国是1.2%,最少。自2012年以来,全球国家和组织为解决叙利亚内部动荡的捐助款有140亿美元,但中国只提供了1400万,只占0.1%。不到日本捐献额4.45亿美元的3%。

曹长青说,中国是摆阔哭穷两张脸:需要帮助国际难民和分摊联合国经费时,北京就哭穷,什么中国人均收入低,仍是发展中国家等等,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可是在搞大阅兵,展示皮靴暴力,恫吓自己的人民、向世界炫耀武力时,可是大手笔,摆阔称雄。北京这次9.3大阅兵,花费昂贵,从中共官方始终拒绝公布数额,就可猜想到一定庞大。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的数额是215亿人民币。实际数字可能更大,因为上次中国国庆大阅兵,据说费用超过奥运金额,而北京奥运花销是几百亿美元。这次习近平乘坐的阅兵车,造价就高达800万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抢救孩子教育的40个希望小学的代价。

杨建利表示,专制国家的政治转型常常伴随着经济动荡甚至内战和难民涌出。当这些现象出现时,人们常常把罪责算在政治转型上,其实专制统治才是这些转型时暴露出来的灾难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一些专制国家的独裁者长期拒绝政治变革,让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累积,使国家危若积卵,转型时总爆发。假如独裁者较主动变革与民间变革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经济动荡、军事冲突、难民涌出的危险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消除。所以中国官媒把欧洲难民的责任推到西方国家支持民主化身上是本末倒置。

杨建利说,难民冲击欧洲使欧洲一体化继希腊债务危机后再次受到严重挑战。希腊债务危机表明,“统一的货币但是不统一的财政政策”给不负责任的左派铺张政府提供了制造债务危机的机会,而这次的难民危机显露了“统一签证不统一的移民政策”的现实漏洞。欧洲一体化的瓦解已经看出端倪。

程晓农认为,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的威权政权危机,主要是民众反对威权政府的自发行动的结果,并非西方国家直接指挥操纵的。有的国家如突尼斯,政权更替之后进展良好;但在其它国家则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这也不是西方国家所能操纵的。而伊斯兰国趁机崛起,虽然西方国家希望避免,但也无法阻止。中东地区的政治危机与教派冲突混在一起,让国际社会难以插手。中国政府趁机宣传“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有那些威权统治者同样的恐惧。中产阶层不希望动乱;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就酝酿着反对威权政权的社会势力和压力,中产阶层是躲不开的。以为威权统治者可以万岁,那是幻想;以为政局变化后必然阳光灿烂,同样幼稚。走向民主的过程可能很漫长,而国民的素质和价值观对这个过程的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中产阶层如果不能影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政治演变走上和平理性的轨道,就只能被政治演变的不可测过程裹胁而去。

程晓农还说,欧洲国家本来就不可能大量接受难民,这是联合国的责任,但联合国却无所作为。其实,德国民众对接受过多移民也有不满,前天德国鲁尔地区宣布要开征难民税,这在德国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中欧各国政府只是比较现实而已,他们的态度反映出欧盟面临的新危机:难民接收得越多,本国的福利制度越难维持;而依靠社会福利的本国中低阶层是左派政党的铁杆,他们的不满将让支持高福利制度的左派政党更难获得选票。欧盟并没有真正解决难民问题,但是,难民问题却开始动摇欧盟各国左、右两派政治的平衡,进而开始影响欧盟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今后移民的日子恐怕并不好过。

陈破空表示,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社会,都缺乏博爱精神,专制制度更是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因而,面对国际救援,中国政府总是找得出种种理由和借口,予以搪塞和敷衍。这一回,面对中东难民危机,北京故意指控西方是肇因,即能在国内搞意识形态的宣传,又能推脱国际义务,一石二鸟。

他说,中东难民危机,发源于专制国家叙利亚。首先来自于独裁者的长期极权统治,继而又来自独裁者对民主呼声的顽固抗拒。纵观那些面对人民抗议、统治者让步、以和解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并没有出现难民潮或如此严重的难民潮,诸如当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就并没有形成难民潮;后来的中东茉莉花革命,突尼斯、也门、埃及等,也并没有形成难民潮,即便比较混乱的利比亚,难民潮也并不那么严重,唯独由独裁者死守硬顶的叙利亚,却酿成了大规模战乱和难民潮。北京避开真正的危机源头,而嫁祸西方,不过是为独裁者开脱、并借机吓唬中国老百姓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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