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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21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名校辉煌心孤独,风华正茂却轻生


2012年10月26日,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4年10月15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留学生李扬凯(音译)跳楼自杀。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中国留学生年轻的生命不幸时有夭折。留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频频亮起红灯,谁该关注?

宾大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畅阳回忆,“我刚来的时候住到一个房子,很便宜,因为它其中还在施工。有几个工人其实也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多米尼加共和国来的一个工人,他是那个房子里面的工头。对我动手动脚,行为很不检点。就跟帮派一样的感觉。也很害怕,我也不会去报警。因为觉得报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来,他出来要报复我怎么办?我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简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当难过”。

宾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孙立安说,“我自己山东农村的。以前在国内工作过9年时间。 我这么大年龄出来读书也是超出了农村人的一种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没有买房,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梦想,要出来读书。给他们(父母)带来的压力感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光荣感,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读书”。

留学经历中常见的困难除学业压力、生涯决定、人际关系处理等,留学生群体还会面临特殊的挑战。诸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适感和国际学生身份限制问题等等。 面对挑战,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会选择自我调节的方式。

孙立安说,“比如参加半程马拉松,跑跑步。我半年时间跑过两次‘半马’在这边。而且成绩非常好,挺意外的。通过运动也可以把自己的压力排泄出去”。

“一个男生叫瑞恩,他在街上画画,画好了以后就放在地上买。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街上画画,还跟流浪汉做朋友。那一段时间真是减压很大,因为也是有这么一群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有一次画了一副很大的作品,还卖了600刀,超开心”。畅阳说。

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畅阳描述,“觉得自己是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会有注意力不集中,也很容易暴躁,也会自己一个人哭。就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有饮食症,暴饮暴食。到一个巅峰时期,我特别难集中,什么都做不好。压力很大。当时也有一些自杀倾向,觉得好累啊。自己怎么做都不行,觉得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最后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心理咨询。我们学校CAPS(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CAPS),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包括通过电话与心理咨询师做简单初评,再进一步预约。或者在开放时间内直接来心理咨询中心。

宾大咨询与服务项目国际学生心理专家何宇红博士解释,“心理师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你想要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今天为什么进来?然后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扰?这样的困扰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试图解决它?它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然后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你自己的资源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开展的服务内容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情侣或夫妻心理咨询、和一到两位心理咨询师引导的团体治疗。方式通常以谈话为主,也包含游戏治疗和艺术治疗。生涯咨询方面会通过问卷等工具。 而危机治疗是针对有严重自杀或他杀倾向的学生,用住院的方式保证安全和药物方面的配合治疗。

畅阳说,“去了以后见了好几个咨询师,没有一个很合拍的人。经过了大概两个咨询师,我才找到了一个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询师。她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可能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ADHD的咨询项目。 最后测试了一下,ADHD,没问题,绝对是ADHD。一开始是很难接受,因为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生理性的障碍。去跟我很合拍的那个咨询师在做咨询,就是认识到了我这些缺陷的反面的长处。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思维很活跃其实都是创造力的表现。这样子一来,压力就没有了。因为一直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集中”。

宾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李怡鸣说,“CAPS是我在刚开始学校的orientation(新生指南会)上考虑过 。开始那一个月压力还挺大的。当时朋友还不是很多,找一个陌生人聊一聊,吐吐槽,也挺好的。 反正我交了学费嘛,这服务我应该享受的”。

何宇红博士提到,“在一些高校它的国际学生特别多。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也逐渐看得到更多的心理咨询中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职位,就像我的职位一样,会叫做international specialist(国际学生心理专家)”。

美国部分高校还会开设同辈心理咨询项目,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一般都是学生。宾大“I Wanna 留学生同辈心理咨询”项目将于今年暑期开始。

李怡鸣说,“我觉得还倾向于同龄人吧。我觉得这种一切跟同龄人交流的场合或者机会我都期待、挺喜欢的。因为同龄人可能更懂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跟同龄人又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出去玩,或者说怎么学习”。

何宇红博士说,“当这个朋辈的心理咨询员觉得所接受的内容是超过他们训练背景的,那么他们是需要及时转接到更专业的部门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机制吧”。

2014-2015学年,宾大1800多位中国留学生中大约有12%的中国留学生寻求心理咨询。

何宇红博士解释,“我会觉得如果是从学生的比例来讲,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心理健康看法有点两极化。要么你就健康,要么你就有病。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是特别正确,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孙立安说,“国内的学校传统上没有这些资源。每个人就是在承受这些问题。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心理老师吧”。

何宇红博士进一步解释,“老话说的叫‘家丑不可外扬’。当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当学业跟自我照顾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牺牲掉自我照顾这一部分。包括我的睡眠,包括饮食,包括心理健康这一部分”。

何宇红博士表示,宾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反馈中,绝大多数是正面的经验,负面经验多数来自于尚未进入或有困难进入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具体表现在,预约排队时间长、等待预约期间没有足够支持等。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基本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学生希望寻求校外咨询,不菲的费用也可能将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拒之门外。那么,家长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何宇红博士说,“在抚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能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一部分。允许孩子去表达他们的情绪,去接纳他们的情绪。(希望)家长们能够好好地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环境,去经营他们的亲子关系。使得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最孤独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有亲人可以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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