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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55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习近平强调社科研究 学者称无争论阻碍学术自由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科工作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学者说,设立条条框框正是中国社科进步缓慢的最大原因。还有海外观察人士说,坚持马主义为指导,就可能禁锢思想发展和繁荣,没有思想争论就没有思想繁荣。

新华社5月17报道,习近平在北京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是在他召开并主持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将这番话的。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还表示,社科工作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学术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这次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一个自由派”也没有。报道援引法新社的报道说,因学术观点而被中央党校下课的学者邓聿文说(上其微博上证实一下),中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中共的信任。“而那些信奉‘中国模式’的人正在权力舞台的中央”。

政府扶植

新华社说,在这个会上发言的,有林毅夫、张维为、金一南、汝信等十位学者。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有150名学者专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中共高层领导有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栗战书等。

四川大学一位老师1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社科不同于自然科学,长期依靠政府扶植的社科项目出不了成果。他说,政府划定条条框框正是阻碍社科进步的最大原因。这位老师还谈到了去年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他说,现在学术界拥有的自由度比大众传媒要大,但是由于政府对媒体控制严格,学者、智库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开启民智。

政治评论人士冼岩也在海外发文称,习近平既说“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又要求中国哲学社科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互相矛盾的,冼岩认为官方可以设立“不允许颠覆政权”的底线,但在此之上应允许体制内外的学者自由辩论,不能预设正确答案,否则只能闭门造车。

条条框框

冼岩这篇题为《没有思想争论,就没有思想繁荣》的文章谈到,要求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禁锢思想,封闭哲学社科的发展空间。冼岩认为,以一家之言作为“指导思想”下的开放,不是真正的思想开放;从古至今,官方树立“唯一”指导思想就必然导致思想发展陷入沉寂。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位讲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设立条条框框是阻碍社科进步的最大原因。

这位老师还说,政府对学术界的控制要远小于大众媒体,但是由于媒体不自由,学术界即使有成果,也很难开启民智。他说,“可能特别敏感的课题,像民族问题,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一般的历史课题,甚至是抗战史、文革史这种,自由度也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学术研究往往比较“专精”,而且语言晦涩,除了学术同行之外,大众很少关注,“而且媒体控制得很严,学术讨论会上的言论也不会报道”。

这位老师认为,虽然政府近年来强调“发展社科”、“建设新型智库”等,也设立了资金,但是效果并不好。他说,“社科和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做好的。越是画条条框框,越做不好”。

不实报道

实际上,习近平在这次座谈会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人文社科”等提法早已有之,近年来政府从未停止拨巨款给高校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也花重金从海外请相关研究人员回国任教、做讲座等。

2015年,北京大学启动修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档案馆(简称“马藏”),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代尧向媒体表示,“马藏”的耗资将超过1.52亿人民币。

2015年10月,北京大学主办了世界首届“马克思主义大会”。据人民网报道,大会邀请了海内外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中国现代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也译麦克法夸尔)做了主旨演讲。

一些参加会议的北大学生在微博上表示,85岁的马若德在演讲中委婉地质疑了当今中国社会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多少联系,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六四评价、中国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担忧。

然而光明日报和环球时报在后来的报道中,却编造了马若德的讲话,说马若德演讲中谈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创造性发展,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贡献和积极影响”。

事后马若德本人和一些与会的北大学生都表示,光明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不实。

背道而驰

环球时报只在英文版中就不实报道道歉,并为在中文报纸或社交媒体上道歉,环球网上的中文报道并没有撤回,至今仍可查到和阅读。

四川的大学老师表示,现在高校人文社科的资金还是太过依赖政府,北大马会造谣风波就是这种依赖下的尴尬。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也在2014年出版的《大国智库》一书中写道,智库要保持独立,需要多种经费来源渠道,而且研究人员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职业操守,保证能避免外界的干扰,独立自主的完成相关研究。

而坚持“唯一”指导理论,显然与思想繁荣、学术独立的要求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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