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链接

中国时间: 20:51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中国农民面临新剥夺


中国农民工在北京一家商店附近休息(2008年10月)

中国农民工在北京一家商店附近休息(200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推翻旧政权的革命一度被称作“农民革命”。在传统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农民一直占人口大多数。中共在创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自己是为工农大众谋利益,尤其是为农民谋利益的。“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是中共长时期用以号召农民的口号。中共依靠农民兵的力量(外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军事支援),打下了中国大陆。

中国农民长期被剥夺

然而,中共革命的成功却给农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即开始对农民进行一轮接一轮的残酷剥夺。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快又被以“集体化”的名义剥夺,农民被画地为牢,几十年只能在“合作社”、“人民公社”劳作,农产品被政府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统购”,千百万农民劳作一年甚至挣不出自己的口粮。农民自己开一块小菜地、养几只鸡也会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要受到严厉打压甚至没收。

在1959年到1961年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大饥荒当中,被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生产的粮食被政府强行征走,连口粮也不得保留。中国许多农村地区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都成为稀缺品。到底多少万农民被饿死,至今依然是中共当局严密把持的国家机密。

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中共政权至今没有道歉,没有赔偿,甚至没有明确的承认。

自1970年代末,中共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千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又遭受另一种严重的剥夺——他们照章纳税,却得不到起码的应得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

新时期对农民的剥夺

对中国农民这一轮最新的剥夺,中共当局现在给予了有条件的承认,但迟迟不肯作出纠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共高级经济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7月21日在华盛顿参加公共和外交政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有与会者问,中国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城市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是否跟城市财务问题有关?郑新立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坦率回答:

“财务问题是一个表象。本质问题还是农民工输入比较多的城市愿不愿意承担农民工落下户口之后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所增加的财政支出。改革30多年,吸纳农民工比较多的城市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也是财力比较好的城市。为这些农民工在当地落户,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沿海城市才财力上完全可以承受。

“现在就要看要不要承认这些农民工对本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为本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让他们在本地落户,包括给他们提供保障房的供给,让他们的子女在当地能享受到好的教育,他们的老人也能接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去,享受到当地的养老服务,等等。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促进了当地发展的那些城市应当在财力上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

农民工明明为中国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贡献却长期得不到承认,现在也得不到实际上的承认,他们缴纳巨量的税金只是让他们打工的城市获得额外的收入,农民工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得不到本应跟税金相应的公共服务,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是农村户籍。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空前低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当中一个特别容易被任意宰割的阶级。

对农民新的剥夺在即乎

在郑新立做出上述回答之后,在场的一位记者提出一个详细的问题:

“郑先生提到沿海发达城市享受到从中国农民工得来的最大的好处,但却不给他们相应的福利。我的问题是,我要是一个这样的发达城市的市长,我也会保持现状——我可以得到免费午餐,还不用付钱,多好。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政治的、民主的改革,以便给这样的市长压力,使他改革。但现在看来政治民主改革在中国已经死亡,或进了死胡同。怎么才能走出这种局面呢?”

郑新立的回答是:

发达的城市应当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条已经写进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是必须要落实的。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们现在要实行农村的改革,再次农村改革,把农民工市民化,农村承包地可以流转,宅基地可以流转。这三项改革要统一地协调进行。让农民工把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合作社、公司去耕种,获得一笔转让的收入。把他在农村的房子或宅基地转让出去,这样又可以获得大一笔财产收入。这样,加上城里提供保障房,他们就可以有能力在城里买一套房子,或者租一套房子,把老婆孩子父母接到城里,全家团聚。实现他们的城市梦。在中国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进展。”

然而,郑新立描绘的所谓土地商品化的美好改革前景,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却是令人担忧的不祥之兆。在这些观察家看来,中共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将是对农民新一轮的残酷剥夺,是将过去20多年强迫征地的做法合法化。

关于当今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旅美学者罗慰年最近发表文章,做出了一个非常言简意赅的概述:

“1993年(北京当局)的分税制开启了‘政府资本化’之路。‘分税制将大部分的税收收入都塞进中央政府的钱袋子,它导致两个恶劣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为了生财,大规模地与民争利,滋生腐败与不公,这种冲突伴随着权力的不公正行使,会促成地方民生的进一步恶化,民意的进一步离心;二是中央政府财大气粗,就会穷奢极欲乱花钱,制造腐败及其产业链。’(萧瀚:权力的龙变)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征用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是主要来源。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在巨大房地产开发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赤膊上阵,采用一切手段,推动土地商品化,抬高土地价格,并通过介入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的利益。”

官商勾结强迫征地在当今中国是引发群体抗议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权贵资本主义”成为禁忌话题的当今中国,公众普遍抱怨说,“改革”已经成为权贵窃国和剥夺国民的代名词。

美国之音中文网-VOA卫视(直播)

美国之音网络直播VOA卫视 美国观察(重播)

北京时间晚9-10点,欢迎在YouTube聊天室参与节目讨论或向嘉宾提问

显示评论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