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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07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何清涟:中国人无政府主义情结从何来?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一)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正在“追寻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诺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尽管最终他没能进入他向往多年的中国避难,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左派、愤青、激进政治反对人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愤青将其视为反权威英雄,激进的政治反对人士因为棱镜计划而产生一种身份代入感,认为所有的政府皆是恶,应该反对,美国这个曾被他们看作“民主灯塔”的国家顿时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国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生存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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