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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22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张欣:强化党治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滑坡的主要原因


北京街头写着“发展,繁荣”的标语(资料图)

北京街头写着“发展,繁荣”的标语(资料图)

编者按:这是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度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GDP年增长率从原来13%下降到6.7%,去除官方的水分实际增长率更低。中共高层“权威人士”将这个滑坡称为L型经济,而经济学家向松祚、朱天等认为“L”型还守不住,中国经济将是一个“\”型的持续下行。那是个令全国人民不寒而栗的前景。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三年来的经济滑坡?归根结底,是近年来在 “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下,经济社会上强化党治党管,政治上左倾造成的。强化党治和政治左倾是双生子,因为搞自由和市场化必须弱化党治党管。这个主要原因,很多人心知肚明。因为在国内不能直接说,于是有人绕着弯子来批评现行政治环境和习近平的强化党治。

拿“供应侧结构”改革来说。这是个热门新鲜词,从官方权威人士到媒体,都在呼吁供应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供应侧结构”上。非经济学专业人可能不清楚,“供应侧结构”这个五个字在经济学上是有特别定义的。它不是指产业结构,如减少钢煤生产,增加服务业产出等。它是指影响供应侧的结构性因素: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有效固定资产等,它们的作用是提高或者降低生产率。决定结构性因素的更深层原因就是政治和体制,也就是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和保护市场运行的法治。因此,如果某人说现在中国供应侧结构问题很大,实际就是说目前经济困境是因为当局限制个人自由,侵犯私人产权,和破坏法治所造成。 因为直接批评政治体制,在中国太敏感危险,我想,也许开始是几个经济学谋士推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术语来表达这种批评,后来其他人则一知半解人云亦云。

如果供应侧结构出了问题,譬如企业家失去积极性,市场自由被干预,经济就陷入供应侧结构陷阱,这时再怎么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没用。这就是近年来发生的情况。经济发展靠的是个人逐利的本能和市场自由竞争和交易。政府只要保护这些自由就行了。如果干预这些自由就会损害经济效率。因此,简政放权,如李克强做的,是对经济效率有利的。如果加强集权,就是反效率。如果在政府系统上再加一个党系统来加强集权,那对经济效率的破坏就更大。按理,共产党只是执政党,经过组阁国务院或派出各级行政官员后,就不应该再干预具体经济事务。搞党治,一是越俎代庖,纳税人委托的行政管理代理人是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二是造成经济管理上权责分离,激励不相容,降低治理效率;三是以党的利益代替纳税人公民利益,损害国家。党治会严重破坏供应侧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体制和毛泽东体制会失败。下面请看这几年强化党治是如何损害经济的。

强化党治使国企雪上加霜。中国国企效益低下,据天则所统计,2007年至2013年,国企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整个亏损,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3.6%,常年亏损的僵尸企业有19万之多。相比之下,民营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5.7%。国企实际上靠财政金融补贴和优惠政策,也就是纳税人在养活。国企改革的出路,应该是“瘦身”破产,改制民营化。可是,去年党中央发出9号文件,规定党组织作为国企领导核心,还规定“国企负责人是党的干部而不是红顶商人”,架空了董事会,企业经理被替换成党内官员。这样,国企变党企,破坏了企业干部的利润激励机制,企业领导第一考虑的是如何在党内升官而不是企业利润,结果是国企效益大幅度滑坡。今年上半年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额为2666亿元,比上年增长10%。

强化党治使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家跑路,资本外流。文件要“将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就是对民企挤压。这几年在融资、税收、土地和资源租金等方面,民企遭受的歧视进一步扩大。其结果是,民间投资增速创下15年以来最低点,201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只有2.6%。用党治代替法治,搞得企业家没积极性,人心惶惶,个个忙着搞移民,转资金到国外。2015年外流资金达1万亿元,今年头7个月外企的加速裁员和撤离中国则触目惊心,其中有大企业松下、诺基亚、三星、基石、菲利浦等。苹果总裁库克甚至考虑将全部生产线搬至印度。

强化党治破坏了股市,破坏了金融发展和国际化。一国要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服务业在GDP中超速发展。本来李克强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股市、汇市和资本市场。可是这个梦被党治破碎。去年股市危机,全世界看到的是在中国一个执政党可以随意破坏市场独立、规则和自由交易,从操纵买卖到司法恐吓和抓捕“卖空”者,国外公司和投资者谁还敢再来这个股市?国内投资者也被吓跑了:我不和你玩了好不好?结果是,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例,从2015年1季度的9.5%,下降到今年2季度的8.6%。

强化党治阻碍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的动态要素是科技。科技发展需要思想自由和信息畅通。美国90年代经济生产率大幅提高,就是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推动的。加强党治,控制互联网阻塞信息渠道,用意识形态来束缚自由思想,阻碍了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没有科技创新,还有什么产业升级,赶超国际水平?据美国商会调查,80%在华的欧美企业表示中国互联网限制很大程度上阻扰了他们在中国的运营能力。根据瑞士ETH数据,中国互联网管制使中国GDP增长降低了2个百分点。

强化党治造成巨额浪费,损害国民利益。这两年中国官方外援和对外投资按不完全统计超过2万亿元,等于2015年全年财政赤字,3%的GDP。没经过专家论证,这些钱被投到风险很大的地区,基本是打水漂没回报的。一个荒唐例子是,今年4月习出访塞尔维亚化3.4亿元外汇收购当地一个一文不值扭亏无望的钢铁厂。那个工厂5000工人,人均 得6.8万元。这等于用中国减产钢铁厂下岗工人两年的工资去给外国亏损钢厂工人发补贴。这样不顾中国企业和工人利益,浪费纳税人的钱,就是因为党治体制下纳税人没有管自己钱的权利。决策由党拍脑袋,损失则由全国纳税人担当。如此浪费,经济能不拖垮吗?

习总书记2008年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即承认共产党是个现代政治体制下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务院,不是某一政党。执政党任务是组阁,组阁之后党就不应干预政府事务。现在强化党治,降低的是治理效率,增加的是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看看有多少各级党委书记受贿就知道集权越多就越腐败的基本道理。

有史为鉴。只要强化党治,经济就失败。57年反右搞党天下,随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66年文革毛夺回经济大权,随后是中国经济崩溃,几亿人没有温饱。反过来,只要弱化党治,让市场和个人有更多自由,如改革三十年走过来的,经济就成功。不幸三年前中国又开始强化党治,伴随来的就是经济滑坡,走入L型陷阱。著名演员赵丹临终时说:“党要具体管文艺,文艺就没希望”。同理:党要具体管经济,中国经济就没希望。

(后记:文毕,教练郎平拒绝党派支书和女排获今年奥运会冠军的消息传来,再次证明排除党治和党领导干扰,让专家治国,中国才有希望)

(张欣,美国经济学教授,原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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