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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2:23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徐友渔:中国学术自由是文革以来最糟的


新学院世界濒危学者项目举行“对学术研究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从左至右)主持人玛克、徐友渔、叙利亚学者阿尔·拉贾布、伊朗学者塔基巴克什、土耳其学者托克塔米斯)(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新学院世界濒危学者项目举行“对学术研究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从左至右)主持人玛克、徐友渔、叙利亚学者阿尔·拉贾布、伊朗学者塔基巴克什、土耳其学者托克塔米斯)(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退休研究员徐友渔在纽约表示,中国目前学术研究自由处于文革以来最糟状态。他表示,从2011年以来,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在中国发表研究论文;而2015年到2016一年间,他在纽约就发表了6篇论文。

他告诉美国之音:“特别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发表二三十篇,甚至更多。”

学术研究被当敌情看待

徐友渔从2015年11月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徐友渔表示,中国全国层面的新闻报刊检查制度本来就十分严格,有国家出版总局、中宣部等,“这已经侵犯了学术研究自由,但是当局认为还远远不够,在各个部门还要检查,他们提出口号叫“守土有责”,他们完全把学术研究当一个敌情在看待。”

为了“守土有责”,各单位就自行加设检查机制。徐友渔说:“这种检查不是一道关,它有多重关,一篇文章出来,他觉得有问题,或者题目敏感,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口,任何一道关口都可能被砍下来。”

徐友渔于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徐友渔在新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发言(2016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徐友渔在新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发言(2016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社科院有两个检查部门

徐友渔说,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院内有两个检查部门。一个叫审读组,“是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所一级退休的党委书记,每个礼拜开会,就看他们负责的本单位的文章,对本单位的文章严防死守。”

还有一个设在社科院的图书馆。“因为一般审读组只能看到国内的文章,万一发表在海外怎么办呢?图书馆有很多海外的报刊杂志,他们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单位的人在海外发表什么东西,这还要做一个审读。”

徐友渔上周五在纽约新学院世界濒危学者项目举办的“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与来自叙利亚、伊朗、土耳其的其他三位流亡学者,一起讨论了他的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遭侵犯的情况。

敏感词多到记不清

徐友渔在会上讲了中国一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老总告诉他的一则“有趣故事”。这位老总和其他出版社负责人每周都要到新闻出版总署去开会,会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么动向,出版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哪些东西应该受批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哪些词汇是不能在你们的出版物上出现的。”

这位老总说,“每星期开会时就要公布一大串名词,到最后——虽然他们都是官方出版社——那些老总都不耐烦了,向主持人抗议,‘这也不准讲,那也不准讲,我们根本记不住,你干脆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讲’”。

惧怕社会研究源远流长

徐友渔认为,在中国对社会研究的恐惧源远流长。“1949年以后就有这个东西了。我们从中学时就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会科学。以前很多社会科学都被取缔,都没有了。”

徐友渔说, 1979年他考入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时,他的一位在大学任外语系主任的亲戚一边祝贺他一边说,“啊呀,搞社会科学太危险了。要是没有‘社会’这两个字就更好了。” 徐友渔说,这位亲戚“是留苏的,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这种忧虑比一般人更带典型性。”

不过,徐友渔还是告诉与会者,中国学术自由的状况虽然糟糕,但“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他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现在人们要看到形势的好转实际上还找不到任何根据和希望。“但是你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绝望的情况?我觉得也不对。文革那时候的压制也是非常厉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途的。但是再厉害的控制、再厉害的压制,它总要过去。”

徐友渔说,压制越是厉害,转变机会的到来的也就越快。“这也是我经历文革最重要的经验。”

徐友渔是著名的《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2014年因其对“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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