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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03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浩成虽逝浩气在 宪政学者少一人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

“民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是于浩成先生最出名的诗句。这位中国法学家、宪政学者于2015年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坐过共产党两次牢,其生命中最后一程,有11年是在自我流放的美国度过的。

据他生前好友严家祺所述,于浩成逝于白血病。

和海外媒体一样,中国一些媒体也刊登了于浩成去世的消息,但中国媒体都没有提到于浩成如何由一位党的高干转变成为一名拥护民主自由宪政的“死磕派”学者而且自我流放海外11年。

倾巢之下无完卵,浩成求仁亦得仁

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使得于浩成第二度身陷囹圄。他第一次“进去”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因为他涉嫌整理了江青的黑材料二被投入秦城监狱。

于浩成的“二进宫”缘起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积极参与了这场后来震惊世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民主运动,曾和一批有声望的学者李洪林、严家祺、李泽厚、戴晴、苏晓康、温元凯等十二人在统战部会见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于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活动。“一些很温和的签名。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了一年多,”于浩成好友严家祺回忆说。

对现在的中共最高层来说,于浩成是“老干部”。在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这些人还没有出生的1946年,于浩成就已经担任了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的编辑。

中共主政后,他又担任过厅局级干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六四后坐牢一年半后被从监狱中释放后,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撤销,又被开除了党籍,之后又在北京被软禁三年。

美国十年风雨,宪政意志更坚

1994年,于浩成利用一个机会来到美国,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

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政治学者严家祺说:“于浩成的遗愿就是八个字,宪政民主、法治天下。他一生追求这个目标。”

于浩成一直研究宪政。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制度。他曾对中国记者说,“我觉得迫切需要改革的,比如说党政分开,现在党和政府根本是混在一起的。还有司法独立这一点,法院首先要听党的话,而不是按法律办事。还有人大议会化等问题,我想初步的方案就是把人大代表大大减少人数,像英美议会那样,这样才能真正讨论问题,决定问题。”

于浩成在美访学期间对民主宪政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他著有《新绿书屋笔谈》、《鸣春集》、《当代杂文选粹——于浩成之卷》、《风雨鸡鸣》等书。

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严家祺也是受邀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于浩成当时参加这个班,也对中国宪政的理论做了系统的学习。而且他本来就很懂了,一个专家,后来更加完整了……这个研究班我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北京大学,还有中国的很多人。这些人在中国现在还在。而且他们在中国呢,在北大、清华大学,我感到他们都起了好的作用。对于中国现在这个宪政、民主、法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生活中的于浩成

同样参加了哥大项目的中国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回忆在项目酒会上见到于浩成的情景时说,“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特别会调酒,调各种各样的酒。那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嘛,可见他原来生活中从小他们就有这种环境。”

他在美国的最后几年,因为没有了资助,依靠自己的写作和子女的接济,和妻子在美国身居陋室,过着简朴生活,但他笔耕不辍,在美十年间著有《风雨鸡鸣》、《人权宪政》等著作。

六四后出来到美做访问学者的知名中国民主自由派学者,大多数人都曾遭遇过资金不足的困境。学校最初邀请的时候会给学者们发一笔资助金,但是到后来资助就停发了,学者们只在名义上挂靠各大学。于浩成在美国的后几年也面临这种情况,好在女儿住在洛杉矶,于是他和妻子就办到了女儿那里生活。

80岁回国后一直受到当局监控

2005年,80岁高龄的于浩成决定回国度过晚年。

“他当时回中国已经80岁了。有些朋友还对他有想法,怎么你不留在美国,回中国啊?他实际上是当时因为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邀请他出来当访问学者。他80岁在这边生活肯定是有很多困难。而且他不像我一样,我是逃出来的。他后来回去也是合法合理的,”严家祺说。

同许多人权人士不同的是,于浩成出国时经过了公安部的批准,是按程序申请的护照和美国签证。因此,他晚年回国时,中国当局没有过多为难他。

但是,据严家祺说,于浩成回国后仍然受到监视和监控。“后来我为了就是说也是不要给他找麻烦,我跟他不通话……我就怕因为我是海外民运的,共产党对他不利。我不愿意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80几岁的人了,”严家祺谈及此,表示非常遗憾。

于浩成回国后,也曾数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依然声若洪钟,侃侃而谈。

严家祺:于浩成一辈子光明磊落

按照好友的说法,于浩成一辈子光明磊落。

严家祺说,“这个人就是说是我想说他坏话都说不出来,一句坏话都没有。这么一个人。”

严家祺2012年发表在《苹果日报》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提起公安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立军。从王立军身上,党性与人性,残暴与良心、黑暗与光明、狡诈与诚实极其扭曲的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中国的公安系统,也有于浩成那样充满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诚实的人。”

胡平回忆第一次见到于浩成是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改革讨论会上。他说,“我在这会上讲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也在座,他就提出来魏京生的问题。这个当时我当然觉得就是很了不起,因为作为一个党内的一个学者,党内有相当级别的一个官员,能够在这种公开场合下提出这种魏京生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

魏京生是北京动物园电工,曾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宣扬民主得罪了邓小平,以反革命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坐牢近20年,在九十年代中被从监狱直接流放美国。

于浩成生性开朗乐观,常常发出爽朗笑声,并用其标准京片子,大声评论时局。胡平说,于浩成性格随和、谈笑风生,聊天时句句不离民主宪政。他说,“我感觉他对这种中国人权问题、宪政问题的这种关切。在一起谈话总是谈这些事情,就说明他一直在操心关心这些事情。很少跟你聊零零碎碎的那些事情。另外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思路的清晰、准确,会感到很深刻的文化教养。”

于浩成也有糊涂的时候。严家祺聊到在美国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次我们在旧金山,他同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以前台湾地下党的负责人一起。这个金尧如跟他两个人请我去吃饭,参加一个基督教的活动请我吃饭。我就去吧。但是我边上有十多个人。于浩成就说了,你们都去吧,都去吧,都一起去吧。十多个人都跟着我去了。人家到那边一看,两个人请客,也没多少钱,要付这么多钱。于浩成就这么一个人,糊里糊涂。”

于浩成一生坚持民主宪政,遗憾未能看到其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但是胡平说,这一天终将到来,或早或晚。

文革得罪江青被下狱

文革期间,于浩成在秦城监狱关了三年又一个月。1968年,时任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于浩成从香港进口了一本《电影史话》,书里面写有江青曾经叫“蓝萍”的事,还有一些她三十年代的旧照。从香港进口的书原本是作为绝密锁在柜子里,一般人不得借阅。但是当时的公安部领导张志民借走后又借给了一位女同事。这位女同事在文革初期揭露了这本书,于浩成就被冠上了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罪名,与张志民一起被押到了秦城监狱。

于浩成生前曾谈到这一段,他对腾讯记者说,“去了以后就被搜身,只允许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单人的牢房,关进去以后根本不提审,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最初半年连报纸都不给看,后来能轮流看《人民日报》,到我手上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报纸了,再后来又允许看毛选,我这个手不释卷的人,没有东西看难受极了,就把毛选从头到尾看了多少遍。”

从秦城监狱释放后,于浩成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被平反,继续回到群众出版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从“我的前半生”到“古拉格群岛”

期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吉拉斯的《新阶级》以及描写苏联共产党劳改营情况的《古拉格群岛》。

与于浩成有过交往的《北京之春》前主笔胡平说,“他那个出版社真是很奇怪。你说公安部的出版社,照理说肯定是特别保守。结果苏联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那部名著,就揭露苏联共产党劳改营的那部《古拉格群岛》就是由他们群众出版社出的。第一版是1982年出的。我相信在当时所有共产国家中,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出过这本书,因为那是共产党最忌讳的一本书,居然在中国而且是在公安部的出版社里头给出了,你说怪不怪。那个时候就是他在当总编辑。”

《古拉格群岛》由于内容争议比较大,公安部决定只在内部发行。但胡平介绍,在中国书店和北大图书馆等地方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本书。

附:于浩成北京“新绿书屋”墙上悬挂的李洪林手书: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历尽严寒酷暑,

何惧雨骤风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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