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因在其著作《中国模式》中谈及的“贤能政治”招致争议：批评者认为其反映的是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则为自己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政治理想作出辩护。
如何从历史看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贝氏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否比西方民主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谈及贝淡宁理论的来由，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说：“外籍学者长期在大陆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老板就是中国政府，中国人历来对外国人比较客气，工作环境中领导对他们也不苛求，所以他们常常会产生错觉：中国模式可以建立；真诚地觉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中国模式且可以实现了。”
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说：贝淡宁提出的“贤能政治”其实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她说：“贤能政治是一种主观意识，其实是有权的人能够主观地挑选人，其本质是为中国的权贵政治奠定理论基础，这很成问题。”
宋永毅认为，贝淡宁主张的是国家第一把手不需经过选举，直接通过中共现在搞的接班人制度这套，当代或者隔代指定。不过，他认为，文革中毛泽东和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林彪斗了将近10年，而“毛这样一个中共党内选接班人的专家，结果都搞得那么好笑，可见中共上层从毛邓以来的接班人制度基本上失败了。”
听众河北张先生说谈及中共基层的乡村选举，说一些“正能量”学者以乡村选举出现暴力和贿选等现象，从而讥讽西方的民主选举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说，这里有一个误区，即一人一票的选举并非真正的选举，而必须是在有司法监督下的选举，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的选举。
龚小夏对张先生的观点作出回应，说：“确实是。中国乡村选举走了20多年，一直走不出乡村选举那个圈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现代民主选举的前提，一定是有现代的新闻和结社自由。”
人民日报26日以整版刊载了多个外籍学者批评西方民主的文章，其中有对西方搞“金钱选举”的指责。而龚小夏则以自身在美国参选及助选的经历，对此加以厘清。
山东听众马先生称，自己是曾多次参加基层选举的“过来人。”他说，中国的基层选举其实是“钱和关系”的选举。
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在总结评论时说，象贝淡宁这种较为左倾的学者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比比皆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要是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帮助，没有他们的集体左倾，它还拿不了江山；贝的说法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新瓶子装旧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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