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星期三在国会山主办的一个研讨会分几个方面探讨处在迅速转型的中国社会。
*农民负担太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白思鼎从中国农民的经济负担问题谈起。他说，中国农民确实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其核心就是强加给农民的苛捐杂税，其中有各种税收和罚款，包括当地村子和乡镇的税和计划生育的罚款。白思鼎说，农民的经济负担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他说：“关键是收起这些苛捐杂税来没完没了，专横武断，经常是超过农民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些农民为了缴纳各种税款不得不卖血，甚至因此感染上艾滋病毒。在向农民收钱时，经常采取粗暴甚至残暴的手段，引起农民极度的怨恨。”
*压榨农民普遍*
白思鼎说，如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内地省份比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少，压榨农民的现象更为普遍。而最贫困的西部省份反而可以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一些钱。他说农民采取暴力反抗在90年代的次数越来越多。但他认为日益增多的农民抗议对中共的统治来说并不构成威胁，因为农民抗议大多爆发在乡镇基层，没有组织，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特别是农村城市之间没有联系。他说，中国城市人有自己的问题，他们不同情农民，看不起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中共高层在过去15年到20年不断下文件，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仍然不起作用。白思鼎教授认为，这不起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他说：“根源深植于中国的政治管理制度。这不仅仅是地方官员腐败的问题，当然确实有很多腐败官员，他们在利用这个制度贪污腐化。但是他们的腐败却不是根源。其根源是中国政府希望发展，政府满脑子都是如何一步跨入富裕社会。官员提升靠的都是政绩数据。以教育为例，中央没钱，当地政府就必须找钱支付教育，其结果是，所有的教育经费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土地租贽法案*
白思鼎教授的结论是，现在中国上层听不到中国农民的声音，农民受苛捐杂税盘剥的问题只能靠政治改革才能得到解决。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自1987年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政策，目的是向中国政府提供农村土地政策制定的依据。该研究所的律师徐孝白在研讨会上说，前几年他们在中国农村展开调查，询问中国农民谁拥有土地时，农民的回答是：“除了农民，谁都是土地的所有者。”他说，那时的农村干部可以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重新丈量分配土地。在土地所有权不明确，而且任意变化的情况下，农民不愿意为土地做出长期的投资，保护与生产活动。他说，中国农民在过去几年里大大加强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意识，这是因为中国媒体的宣传和政府出台的有关法案。他说：“最具意义的是中国政府2002年8月29号出台的土地租贽法案。这项法案做出三项重大突破。一是以详细的法律条文重新规范了1993年的土地30年租贽权。二是提供了一个农村土地所有权转让的框架。第三是其法制意义。法案以严肃的法律形式禁止农村干部任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旦违反将处以严厉的刑罚。”
*农村村长直选*
中国农村基层选举是美国艾默利大学卡特研究所刘亚伟在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他说，从1987年中共批准农村可以直选村长直到1998年直选乡长，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吸引了外国媒体的关注。他们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巨大变革呢还是向民主迈进的小小一步？ 刘亚伟说，虽然进步不小，但是离真正的民主还极为遥远。刘亚伟说：“从农民直选村长到直选乡长当然是一大飞跃。但是不能期望这种直选可以逐步在中国的政治台阶上拾级而上。其原因是，第一，任何国家的民主化需要每一级政府都是选举产生。 第二，在没有反对党，缺乏新闻自由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民主。第三，很多这类的农村基层选举和中国其它走过场走形式的表面化现象同出一辙。第四，选举出来的村长和乡长等直选官员根本无力与政府的意愿和力量较量，此外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保护直选的法律等。”
*建立新型价值观*
刘亚伟说，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显示中国73万直选村长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但是很多海内外的有关学者认为，农村基层直选具有极大意义。这是因为直选给千千万万愤怒的，经常是惨遭盘剥的农民提供了一个保险阀。中国农民缺乏任何可以和政府的高压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基层选举还建立起一种新型价值观，在没有选举文化的中国建立起一个自由公开选举的法律程序。刘亚伟认为，最重要的是农村基层选举揭穿了中国农民是低人一等的愚民这种不实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