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腐败大案真是层出不穷。当记者撰写这篇系列报道走笔至此的时候，又传来前湖北省省长和前辽宁省省长张国光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当局逮捕的消息。这是继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中银上海行长周路等人之后，又一个卷入腐败案件的重量级人物。
分析起来，中国的腐败大案涉及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掌握经济资源的政府官员，一类是事业有成的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相互勾结，把中国的腐败水平从一个高峰推向新的高峰。
*腐败吞噬百姓血汗*
然而，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最近几年发生的腐败大案，都涉及金额庞大的违规贷款、金融欺诈，动不动就是十几个亿或者几十个亿。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从1998年以来，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3%到16.8%。
腐败金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首先是居民存款大幅度增加。据中国银行公布的资料，截止到今年一月底，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已经接近一万亿元。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大量资金涌入国有银行，使得长期存在的银行内部监管机制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这几年居民的存款增长的非常快，每年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银行积存了大量的储蓄，大量的现金，这些现金需要贷出去。在贷款过程中，银行内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对贷款员和贷款评判标准，没有一个客观的机制，使得贷款过程渗进了很多的主观因素，一部分是长官意志，一部分是腐败。至于贷款效益如何，是另一码事了。”
*一张纸条可以决定巨额贷款*
曾经担任福建省福州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方觉，由于工作关系对银行贷款操作程序相当了解。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银行系统所谓的贷款规则只是装璜门面，对那些申请少量贷款的小企业才适用。真正的巨额贷款手续之简单是外间想象不到的：“中国的国有银行，它们的规则是非常不完备的，很多规则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着银行业的同行，但并不执行这样的规则。腐败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不象外界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因为从事过政府的经济工作，从银行取得一笔违规贷款，其程序之简单，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方觉说，如果上海一个民营企业家需要贷款的时候，往往是先去跟上海某位主管官员接通关系，用利益或金钱换取领导的同意。这位领导给银行行长写一个纸条或者打一通电话要求银行“支持”一下就把事情定下来了。方觉说，银行方面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实际资产、还债能力等进行的所谓审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很清楚，贷款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主管官员的态度。
香港经济学家李稻葵分析说，影响主管官员态度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巨额的贿赂，它决定贷款交易是腐败案件，另一个是所谓工作需要，也就是这位官员从工作需要认为某个方面应当给予优先发展。这属于长官意志：“我认为，象周正毅这类特大案件里面，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腐败，经手人很多都是政府和党内的高级官员，都是很有政治前途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不敢大规模地索取或者接受贿赂。主要的问题还是长官意志。”
*大腐败要有大靠山*
但是，北京天则律师事务所所长茅于轼则认为，政治因素对大腐败案件的产生起着关键的作用：“腐败案子的产生“跟银行的监管密切有关。首先银行的头就有问题，象王雪冰就有问题。好几个银行的行长出问题。周正毅的情况估计和银行里头也有问题。这是直接分析。从政治环境看，银行的腐败就跟政治有关系。大腐败后面都有靠山那。”
茅于轼说，腐败分子那么猖狂，制造假帐，上下其手，后面没有大靠山是根本不可能的。茅于轼还指出，中国国有银行的特殊地位是造成银行业腐败的根本问题。他说，中国的银行与西方银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是国家的独资银行，虽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银行依然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几家主要的国有银行的负责人都是副部级官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新变化是“资产权力私人化和资产责任公有化”。由于银行官员掌握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对贷款风险根本不在意。只要能够通过贷款博得领导的赞赏，能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好处，他们自然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