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色彩曾经体现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外交领域也不例外。今年是美中关系起伏比较大的一年。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包括在过去的一年里，意识形态始终左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但也有专家认为，实际上，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表象，中国走的基本上还是一条务实的外交路线，在后冷战时代更是如此。
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冲击。联合第三世界、反对美苏霸权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甚至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对手，似乎也不再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从愤怒谴责美国干预科索沃事务，到默许美国空袭和出兵阿富汗，这当中的转折可以说相当大。因此不少学者指出，如果说，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那么冷战后走的就是一条非常务实的道路了。
圣母大学的穆磐石教授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和其他国家一样，是如何推动国家利益。
Moody:"Ideology doesn't dictate the content of..."
穆磐石教授说：�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外交政策甚至是相当务实的，即使在前3、40年，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也采取的是务实态度，只不过当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严峻，所以对外政策的表述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过，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受意识形态左右，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外交人员的训练方式，比如多极化理论，这些东西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味道。
余茂春：�中国最基本的外交方略就是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多极化就是反美的一种外交方针。中国认为现在世界上就是一极，就是美国称霸，所以要积极建立多极化世界，凡是反对美国 的国家和势力，中国就积极加入，当然现在的介入不象以前那么公开，那么直接。比如中国和巴基斯坦、伊朗、利比亚在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都体现这方面。所以中国虽然意识形态有大大降低、降温的地方，但是基本指导思想还有残余的东西在里面，受到影响。�
余茂春指出，即使是对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斗争，中国虽然表示支持，但仍旧不无疑虑。
余茂春：�比如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的基本看法就是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一部份，插手中亚，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那插一脚。这些看法都不是常见的外交上的基本份析，还是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在背后做指导。�
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华安澜教授分析说，如果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旨在统合和改造社会行为的有组织的思想和信念，那么很难说中国过去15年来的外交政策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华安澜认为，实际上，可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回应。
Wachman:"Take the effort of the US to promote its values..."
华安澜说：�美国推动自己的价值，例如民主、人权、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把这些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改造社会和社会行为，以期实现某种理想，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十几年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
但是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所谓美国有一套完整的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不准确。因为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的地方，但从尼克松访华至今将近30年的时间来看，美国基本上是想最大程度地减低反共因素，和中国建立一种地缘政治的、不怎么关系道德的外交交往。
余茂春：�中国不是回应美国的对华的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有系统的遏制的方针，相反，中国有很多人以这种眼光看美国的对华方针，这正好是中国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有学者把中国高层领导分为亲美派和反美派，认为改革派不那么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外交上表现为亲美，保守派则相反。穆磐石教授认为，这种划分未必准确，但即便如此，也并非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出于对最高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
Moody:'In both cases, my impression is that..."
穆磐石说：�这两种情况的背景都是对中国最高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要确定是跟美国合作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还是跟美国对抗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比如最近的阿富汗问题、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占据着突出位置，但中国国内辩论的焦点，仍旧是怎样做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
海军学院的余茂春也认为，海外中国问题学者的一个通病，就是简单地把中国领导层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际上，中国高层领导无所谓亲美反美，对美国的大政方针始终是以斗争为主，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
余茂春：�在讲经济、贸易的时候，可以说中美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很多，中美市场有很多互相依存的东西，但是如果反美的时候，总是可以说台湾问题。�
余茂春强调指出，中国不排斥同美国合作，但美国始终是中国心目中的头号对手，这既是国家利益使然，也是意识形态决定的。
有学者警告说，在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非此既彼的简单化模式，因为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重合的。例如，中国一年前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既是出于米洛舍维奇的反美立场，也是出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再例如，中国支持北韩，既是希望在边界有一个友好的邻邦，希望能就朝鲜半岛的未来同美国讨价还价，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哈佛大学的约翰逊教授在谈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务实态度之间关系的时候指出，这两者在中国外交政策中都有反应，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些时候是意识形态占上风，其他时候则是务实态度占上风。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难以划出一个明晰的界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