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时，不少学者从制度和政策两个方面寻找答案。有学者认为中国道教的小国寡民理想是实行联邦制、帮助中国减少庞大官僚机构的有效途径；也有学者认为，只有改种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并把穷山恶水中的农民迁移到大中城市，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
中国九亿农民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是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中国农民问题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发言的焦点。他们基本上从制度解决和政策解决两个方面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曾经担任中共高层幕僚、并到农村进行过调查的吴稼祥认为，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要搬掉这座大山，应当通过实行他正在研究的联邦制来实现。而这与中国古代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相通。道家认为，一个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在既定的情况下，其豢养官员的数量的能力也是既定的。这就是国家的公共职能，完成这些职能的官员的数量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养活这些官员的剩余产品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官员腐败行为和农民负担过重，就是国家公共职能太大，官员人数太多，而社会提供剩余产品的能力不够造成的。
*土地产权制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
吴稼祥说：“道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减少这个国家的规模，减少了规模以后，国家的公共职能就会下降。 你养的官员恰恰是这个国家养得起的，这个国家才会正常运转。按照现在说法，中国不可能分成很多小国，联邦制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像美国一样。各个州他有自己的职能，但是没有大到像中国那样样样都管。中国如果分成三十个邦，实行基层自治，我相信官员的数量会大量裁减，很多部门就不要了，人民自己能管的部门象工业和农业部门等。整个美国也就是十个部，中国古代只有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户部五个部左右，中国现在有一百多个部，国家管的事情太多。”
吴稼祥说，土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农民的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收益的源泉，这种收入一定会被耗尽。朱�F基上台后，1994年对粮食实行限价收购是对农民有限的土地使用权的伤害。然后1998年又实行对粮食的补贴收购。对农民粮食价格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限制。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大幅度上升。因为很多的收购，仓储和官员的贪污腐化费用，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吴稼祥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农民收益问题的土地私有化迟迟不能实行？他说，当然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就是彻底告别了公有制。但是他认为最现实的原因，则是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庞大财政开支得以获取大批好处的保证。虽然全世界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有财政收入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财政需求更大，对财政收入更加滥用：“比方说一个上海的亚太经合会可以花一千多亿，一个国庆节可以花几千个亿，这个西方国家可能不敢这样做，至少纳税人要监督它。”
*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丧失土地*
吴稼祥说，中国财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中央政府现在发行的国债每年有70%多是用于还旧债：“我用吸毒来加以比喻，吸的剂量越来越大，对毒品的需求越高。去年2001年用了74%的国债来还旧债还旧息，也就是国债不是有效地用于产生新的利息，而是用于还旧债。这样一个最大的毒瘾，对于任何一个能够买到毒品的资金都不会放弃的。 目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土地转让的过程中获得大批的财政收入，他不费一个子，不需要任何投入，就可以获得大批财政收入，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90年代大量开发土地的时期，是对农民进行残酷掠夺同时也是腐败现象大量产生的过程。由于这种过程是个暗箱作业，农民对土地没有交易权，他们的权利又得不到任何保护，所以农民是受害最深的部份。
吴稼祥认为，农民的土地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被征用，国家得大头，房地产商得中头，农村集体得小头，农民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相反还丧失了土地。这同西方国家、台湾、香港在工业化进程中还土地给农民的精神完全相反。
*通过发展服务业吸收过剩农民*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文贯中，专攻中国实行包产到户后的土地制度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农业及城市化影响。文贯中对中国农民的出路开出了两剂药方。第一是改变中国农产品的结构，大量使用水和土地的作物必须下降，如小麦玉米大豆大麦，转而注重蔬菜水果花卉的种植，进口饲料，发展养殖畜牧业，出口蔬菜和肉类。第二是大幅度减少农民的人数，他说：“美国用于农业的劳动人口只占劳力的百分之二不到，世界上一般国家的农民人数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中国现在占百分之五十，改革开放之初是百分之七十。”
减少下来的大量农民出路在哪里呢？文贯中说，中国加入世贸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需求将增加。农产品结构改变后，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也会吸收一部份农民。而最主要的是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吸收农民。
文贯中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所谓城镇化，是要限制农民进入大城市，其表面上的美化只供官员享受，本无法吸引农民。文贯中说，城市化的动力是大家来共享城市的基础设施。如城市的排污、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教育等设施。通过城市化，发达国家极大地减少了现代化的成本。中国要实行城市化，就必须把穷山恶水的农民迁移到沿海的大中城市中去。文贯中认为，把弱势的农民从穷山恶水中迁移出来，分享城市的繁荣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