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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撞机一周年:“革命英雄主义”反思 - 2002-04-02


一年前的今天,美中两国军用飞机相撞,中国飞行员生死未卜,美国机组人员被扣押,两国因此陷入建交以来少有的外交危机。一年后的今天,当时事件的主角们几乎已经在大众媒体上完全消失了。但是北京作家戴晴想到了失踪的飞行员王伟。写了下面这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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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中美飞机在南海上空擦撞,不觉已经过了一年。

随着布什两度“顺道”访华,两国间感觉上又亲热起来──当然主要不是在价值而是在利益上。

一年前义愤填膺,网上、台上骂得昏天黑地的两造,还记得这周年日子么?如果偶然想起来了,胸中之气,还那么鼓荡着不吐不痛快么?

一年之际,定有许多人从多方面、多角度议论这不算大也不能说小的事件:“战略夥伴”关系?技术较量?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公众知情权……等等。我想就这事说说的,却是“革命英雄主义”──这个几乎主导(或者说强势诱导)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幻象。

我觉得,在这次事件里,最冤的莫过于王伟了。

王伟何许人?职业军人、1999年的海军航空兵中队长。在“四・一”擦撞事件之前两年多来,他多次以僚机和长机的身份依照国际公约规定的距离,执行驱赶外机任务──每次都是光荣完成、安全返回。没有丝毫理由说他不懂规矩或是技术有欠缺,但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他在一年前的那个早晨,要如此“英勇”地向上靠……?如果他确切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驱赶,难道不懂庞大的EP-3有可能避闪不及,而避闪不及的结果只能双方同归于尽?当然这同归于尽如果按照算术计算,是不等值的:我方与敌方人员伤亡之比1:24,两机在价格上的比差可能还要大。难道王伟会有“就算如此也值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念头?

不敢再想下去了。因为人的生命和它所牵动的亲情、伦理、价值、文化累积与影响……是不能用算术来算的。

问题于是变成:人生盛年刚刚开始、有家有室的王伟,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会有历史案卷浮出,揭露出或曾有过的研讨、命令和战斗动员;或许完全不是这样,只是我们贪生怕死平头百姓的胡乱猜测──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

只是我不认为自己的揣度是无端的。之所以这么说倒不在于我也曾是这个由党领导的“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不仅从小生活在部队环境之中,还曾经亲临一线作战部队采访──应该说,我对王伟在2001年春天有可能身处的氛围太熟悉了:美国新总统当选。而几十年来,就对待共产党国家而言,哪届总统不是先把“美国价值”摆在前边然后才说“美国利益”?中国这边当然不能在嘴上示弱。想来王伟部队那时候的主调必定是:“纸老虎你横什么?你那区区技术吓得倒死都不怕的中国人么?”

有人这样说了──比方说教导员或是副政委──恐怕很难再有人敢做别样议论。而当上级、长辈、或者遥远而抽象的“党中央”之类,用国家、民族哪怕集体的名义要求一名、几名或者一个战斗序列出发做贡献,我们这些被命令、被鼓动和从小被教导者,好像除了抛头颅洒热血之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如果真是出于发自心底的爱或者职业操守倒也罢了,比如六十年代那个为救火车而拦惊马的欧阳海,还有大跃进时候为阻止冒牌水泥运往水坝工地而卧轨的工程师……但嵌入我们脑海、激励我们按照组织系列冒险犯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以我自己的经验,多是政治行为,而非道义冲动。

就算王伟在一年前的那个早上怒火万丈,这火也是政客一手点起来的。就算他对两架飞机的性能和擦撞之后的结果有充份的估计,也绝无可能在他的战友当中充份表述。他唯一的选择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以革命英雄主义对付来犯之敌──哪怕在严格的界定下尚不属于“来犯”。

“英雄主义”,或者说逞强好胜,本属于一种个人风格。但若被冠以“革命”二字,任凭执掌权势的人以自己控制的全套资源和机器,平日对公民强行灌输,情势紧迫时垄断封锁消息,最终达成治下子民任凭驱赶、志愿效命的结果,我以为,是很不公正的。

一年过去,王伟案例当中的重要细节,至今尚未十分明朗。但我们知道董存瑞、黄继光,知道“最可爱的人”,知道1940年代后期,东北的“翻身农民”怎么抛开刚刚到手还没捂热的黑土,为“三大战役”赴死;而“雄赳赳、气昂昂”地倒在朝鲜冰天雪地里的英雄,恐怕没人知道金日成的野心为什么会得到斯大林、毛泽东的纵容,更没有人能想象,他们拼死捍卫的,竟是一个半个世纪之后依旧百姓饥不果腹、“位子”父子相传的政权;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越战里,那些舍身滚雷的战士,谁会想得到转眼间敌方首脑(“尊敬的越南贵宾”),竟会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客?

有句老话恐怕王伟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真是世世代代,我们中国人以伤感与无奈,道出谁都明白但似乎谁都改变不了的铁律。到了近世,大家都已经知道没有谁天生比别人高贵、也没有谁天生比别人低贱,一拨又一拨为一将之功业给送上死路的青年,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呢?

毋庸讳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这艰难倒不完全在于我们还没有权利选择廉洁智睿的政治家,没有权利就重大问题发言、对重大决策发挥影响,而是自己还没有完全解放,还在为“民族荣耀”讴歌成吉思汗或者康熙,还不大明白生命的庄严不在英雄主义,更不在太容易为政客所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当然也不在于眼下大流行的犬儒主义,而在于心灵的自由与理性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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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北京作家戴晴的评论,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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