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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评中共北戴河秘密会议(1) - 2002-07-17


今年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的秘密会议,普遍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接班的最后准备。北京的作家戴晴感叹,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交接, 仍然是老百姓只能猜测的事务。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心中的问号(一)

眼下,凡与中国政局有关的人,心里都揣着一个问号:这届大会之后,中共的大权由谁执掌?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今天基本上还属于集权统治,执政的共产党里边哪个人获得了哪个名头,基本上就是当今皇上(或垂帘者)了,而我们治下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日子过,无不与那人的学识、性情、偏好紧密相连,更不必说张扬于台面、策划于密室、须与他们酬酢周旋的大小政客了。

按照现代社会构成原理,这人本来应当由我们大家,也就是为国出力出钱的人公推。无奈共产党早在50年前就靠枪说话,把别的党派都变成了它的“亲密助手”,使他们失去了和共产党比民心、比实力的资格,百姓们只好认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被动等候它出个好人为民谋利。本来,按照现代政党原理,这“好人”也应该由它的党员公推,从小组到支部到总支,先选出代表,代表投票选委员会、再选常委和总头儿──对此,共产党不仅认账,还堂皇地写进自己的章程,可惜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经地义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张,从来不曾对高层人事安排起过作用。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锋、名重一时的北大教授根本没到上海开会,不仅他的“当选”是出于共产国际的指定,中共的经费和重大决策也多出自莫斯科。

就这么当了五届之后,原先派给他的盟友蒋介石突然翻脸杀人,第六届党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在中国开。鉴于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失望,莫斯科这回指定了工人,向忠发懵头懵脑地给按到第一把交椅上。

这是1928年。从诞生时算起,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在七年间已经开了六次。可从“六大”到“七大”,却整整间隔了十七年。是形势平稳得无须碰头了么?显然不是,因为在这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日本的侵占和全面侵略,经历了国民政府由坚持一党独裁到容纳各方意见,共产党自己也从没有一兵一卒到养兵一百多万,地盘由早先与当局分庭抗礼的苏维埃共和国到归属南京的边区政府……就连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校长到独夫民贼到领袖翻了好几个个儿。

是该开七大了。事实上,不仅在苏联最有面子的王明(国际执委,马列主义权威)1937年奉命回国时,怀中就已经揣了一纸召开七大的命令,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早已自1938年就千辛万苦地陆续抵达延安。

不到时候绝对不能开会。这是毛泽东自“神仙从天而降”(王明奉命回国)起,就一直居心良苦地抗拒着的。 国际派颐指气使,不九因为他们一有莫斯科撑腰,二是满口马列么。但十个月之后,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了。这是因为,新从莫斯科归国的王稼祥带来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此节对今日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依旧属于不足为凭的孤证,但在当时足以把毛泽东推上了“主持日常工作”位置。

而正是在这次会上,毛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

以上是北京作家戴晴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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