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52年前加入中共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回首这个世界最大的政党的历史，发表了16篇评论。今天刊播这个评论系列的第十三部份。鲍彤曾经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因为在1989年反对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监禁7年。鲍彤目前在北京处于不公开的监视居住状态。这一评论系列代表鲍彤本人的看法。
(正文)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着异乎寻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切，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有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又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象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孩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着极权制度，就存在着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天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以上是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关于中共历史的评论系列的第十三部份。这篇评论代表鲍彤本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