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在垄断新闻媒体的同时也在改革传媒，有一些引起中外注意的新现象。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新闻出版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笔杆子和枪杆子有时候相提并论，看得同样重要，而新闻出版领域被称作“阵地”，有关官员要“守土有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指出:“过去我们的传媒管理的基本方针叫作守土有则，具体分析它的含义，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说，每个人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要出事。它是一种限制型的管理。”
*绕开管制直对市场*
守土有则也意味着防范“入侵之敌”，例如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出现的非法报纸。最近的例子是，重庆的法院对一起地下“报社”案的3名被告分别判处徒刑2年到6年，罚金5万到10万元。判刑最重的张伟从网上下载文章和图片，制作名为《时事咨询》、《热点纪要》的报纸，在一年多时间里制作了150多万份，获利约10万元。
在美国的中文网站[新世纪]的编辑张伟国表示，这个事件反映出有人已经绕开体制，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市场需求已经集聚了强大的动力。担任过中国改革派报纸记者的张伟国指出，政府当局并没有采取“危害国家安全”、“宣传煽动”之类的罪名，而以“非法经营”这种相对“务实”的罪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出版管制有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民间和外商不得办报*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中国政府目前还不允许民间办报和外商办报，即使是很友好的外商也不行。香港镜报月刊的创刊董事长徐四民曾经是中国政协常委。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早就申请在中国办报，那时赵紫阳还在台上，当局没有答复。2000年他又提出申请，他对江泽民总书记说，“我跟共产党作朋友作了这么久，请允许我在国内办一家民办的报纸。”这个报纸至今也没能办成。
中国官方在维持对新闻机构的垄断的同时，也在改革官方传媒，拉近它与民众的距离。喻国明教授说：“中央领导在这方面的口径是，要理直气壮的来谈改革，包括传媒改革。其中呢，要把我们的管理从守土有则式的管理变为促进这个事业的发展，提升我们的实力和竞争力，应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
*央视改革动向*
一个引起注意的新气象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旗舰”──《新闻联播》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过去在内容选择和排列顺序上被认为是官本位的，大多是高级领导人的言行录。而最近，关于领导人的活动与言论的报导似乎大大减少，而且也不一定排在前面了。其中有一些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信息，也就是西方所说的“你用得上的新闻”，例如火车票的情况。
谈到《新闻联播》和中国传媒的改革，生活在山东泰山脚下的民间评论员高木说，“这是胡书记上台后抓的一件大事，这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但是今后触及深层的东西，我觉得胡书记下面的工作并不是很容易。”高木主持一个名叫[人人幸福]的社会评论网站。他认为中国新闻改革任重道远，“它在形式上在改，在形式上改比较容易，在本质上改就很难。因为在本质上改要触犯每个人切身的利益。”
*增加了负面报导*
中国官方媒体过去经常被批评为报喜不报忧，报忧报得少、报得慢。作家和中国环境问题专家郑义指出，新闻管制是中国生态灾难越来越深重的原因之一 。新闻封锁关闭了全社会的警报系统，加重了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灾难。
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指出，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增加了负面报导：“最近这些年，《新闻联播》很少有负面报导，批评性报导。但是现在开始加强这方面报导的力度。也包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以来，作了很大的版面调整。有一个版专门用于报导各地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舆论监督和负面的情况。这是有相当的标志意义的。因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它的每个举动都是和中央的部署与指导方针是联系在一起的。”
*言论空间有所扩大*
在中国的党报党刊之外的报刊上，在大报办的小报上，报导空间和言论空间现在也有所扩大。《纽约时报》最近指出，《南风窗》杂志上个月发表一位退休的高级官员的话说，中共领袖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拥抱民主和法治。
《纽约时报》没有提那位官员的名字。它大概指的是《南风窗》发表的“袁庚访谈录：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袁庚是中国改革的闯将，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这位拥有63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说：“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任何政党、政府都要受监督和制约”；“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
《纽约时报》还谈到曾经被列入黑名单的刘军宁，说他的宪政理论文章刊登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关于在中国传媒发表文章的问题，他告诉美国之音：“有的媒体愿意发表，有的媒体不愿意发表，不愿意发表的媒体多一些，愿意发表的少一些。”《战略与管理》杂志和广东的[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过刘军宁的文章和其他人的一些大胆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