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领导人要求如实报告非典型肺炎疫情和惩处失职官员的做法，一些美国的观察人士予以肯定。但是，北京能否以这次举世关注的传染病危机为契机，展开跟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有些中国问题专家仍然持保留态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包瑞嘉(RICHARD BAUM)教授指出，非典型肺炎，也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称做SARS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传染病，在中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且危及了世界人民的健康，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中国领导人在SARS病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来阻止疾病蔓延，以期控制局面，同时找几个隐瞒疫情的官员开刀，力图挽回影响。
*行政公开路漫漫*
包瑞嘉认为，目前来看，这些举动还不足以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朝行政公开的方向转化。他说：“我不认为这必然预示着一个比较公开化的行政当局。当前，这只是意味着，短期内中国政府遇到了麻烦，他们采取了一些短期的直接措施，试图把这个麻烦的损害降到最低。至于这是否会导致他们行为模式上的长期性改变，仍然有待观察。”
尽管这样，包瑞嘉对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跟控制疫情有关的问题上的果断和坦率表示赞赏。他说：“当然我认为这是积极的。不管中国政府这种新的坦率态度背后原因是什么，当他们决定要以诚实和公开来对待负面和难堪的事情时，这无疑是个正面的现像，是件好事。”
南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顾尤勤(EUGENE COOPER)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从当代历史中记取惨痛教训，通过这次“非典”危机让中国更加接近民主化的体制和透明化的信息传播。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必须重新做出反应，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我是说，就像在‘大跃进’年代，中央政府后来不得不承认下级政府谎报数字，然后才转而承认现实。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与当时如出一辙。这样的危机可以影响到任何形式的政府。”
*危机可能成改革契机*
这两位长期观察中国的美国学者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朝着更加开放和处理危机更趋理性的方向进步，但是他们不认为北京新领导人的一次新举动，就表明中国政府很快从整体上摆脱过去遗留的陈规。不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包瑞嘉教授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例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危机有可能转变为改革契机。他说：“1986年，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引发的灾难发生时，前苏联政府也企图掩盖消息。可是由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证明掩盖事实的企图是徒劳的。政府决定不再控制这个消息，媒体就在国内播发有关报导。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政策的开始。至于中国媒体会不会由于起初对SARS病疫情报导和处理方式的不透明而因祸得福，目前这样说还为时过早，但是当然并非不可能。”
包瑞嘉指出，从历史来看，当年戈尔巴乔夫是由于核电站事故赋予了他用来改革的杠杆，而今天正在蔓延的非典型肺炎好像掀开盖子的魔瓶，也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借以树立新政的有利条件。他说：“同样的问题也在考验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果他们有意对基本政治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事件就会给他们可能需要的杠杆来启动这个任务。可是，既然目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向如何，就只能等着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