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因涉及国安密帐遭到检调单位调查，星期二以两千万台币交保，暂时免除入狱羁押。不过，检方以十二项经济犯罪正式起诉刘泰英，其中牵涉到多位政商名流，司法程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涉及国安密帐案不当挪用资金而遭到台湾检调机构侦办的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星期二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以新台币两千万元交保，连同先前因涉入新瑞都受贿案遭法院裁定六千万交保的金额，交付金高达八千万元，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罕见纪录。
曾在台湾政坛和商界呼风唤雨、权倾一时，被尊称为“大掌柜”的前中华开发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刘泰英，如今成为身系囹圄，官司缠身的经济犯罪嫌犯，除了牵涉个人不当行为，也在台湾政商界卷起一场风暴。
*历史环境下产生*
长期观察台湾政商动态的财经杂志今周刊社长兼总编辑粱永煌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刘泰英案子是在过去台湾威权体制下党国资本主义环境下产生的必然现象，除了个人不法行为之外，也有特殊党营事业问题背景。他说：“因为当时他当政期间是台湾股票市场最活络的时候，党营事业势力很大，再加上中华开发是一个资本很大的公司，资本额是一千亿以上，他当时因为同时是中华开发和党营事业的身份，所以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粱永煌指出，刘泰英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长期担任由国民党和政府出资成立的上市公司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董事长，以及国民党党营事业投管会主委，由于身兼民间和党营投资主管，拥有主控国民党庞大党营事业资源的权力，企业人士莫不竞相争取与刘泰英建立关系，一旦获得青睐得到中华开发的投资或贷款，股价立刻攀升，公司营运危机解除，也有公司因此得以低价收购党营事业所拥有的土地，盘根错结的政商关系埋下了日后多起弊案的伏笔。
二零零零年李登辉下台、国民党失去政权，权倾一时的刘泰英失去了政治舞台。今周刊社长粱永煌表示，刘泰英牵涉的案子反映出党营事业的种种问题，如今国民党不再具有执政地位，一些党营事业也已交付信托，未来已经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他说：“一个民主国家基本上政党是不能经营党营事业的，如果没有党营事业，问题就会简单很多，政商关系就会简单很多，政党和企业的关系就变成募款，当时国民党不只是募款，他们还和企业一起合资很多公司，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党营事业在那个时代力量很大，但是现在泡沫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了，党营事业的势力也不如过去，我想台湾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涉嫌另一经济大案*
去年一名企业人士苏惠珍控告刘泰英在新瑞都开发计划案当中不当收取高达数亿元佣金，却没有依照约定协助新瑞都计划得到联合贷款。台湾检调机构在侦办调查后发现刘泰英还涉及其他多起巨额佣金弊案、股市内线交易以及挪用资金等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决定将刘泰英羁压，随后以六千万元交保。
事隔四个月后，刘泰英又因涉及国安密帐案再度受到调查。目前检方已经以十二项不法案件将刘泰英起诉，正在持续进行司法程序，前总统李登辉也受到传讯将出庭说明，即将成为卸任元首首次出庭作证的先例。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萧全政表示，民间部门在扩张发展时的确需要政府支持与协助，尤其是在当年李登辉提倡南向政策鼓励企业往东南亚投资的时候，运用党营和国营企业做为前锋，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中问题就在于政府在重点辅导企业时究竟有没有经过适当的法律授权和专业经济评估，还是任由掌权者凭主观决定，是评价问题的关键。他说：“过去也许被认为是正当或是没有很好的处理的，现在或是未来也许刚好面临一个重新制定标准和规范的时机，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去搞清，对这个社会的运作和规范我想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粱永煌则指出，尽管官员受贿等不法行为不可能根除，但是刘泰英事件或许可以作为借镜，在未来进行体制改革时将政商关系的界线做比较明确的分界，并推动政治献金透明化的阳光法案，以体制规范约束力来减少政商利益纠葛不清的程度，才能使台湾朝真正的民主再迈进一步。
